當然，我們如果把這份功勞全都算在寇準的頭上對其他人是有失公允的，更是極為不尊重的。澶淵之盟的達是無數人共同努力的結果，這些人包括李繼隆、石保吉、高瓊、孫全召、曹利用、甚至連王欽若也是有一份功勞在裡面，更包括無數親歷並參與了當年那場戰爭的大宋將士。然而，如果沒有寇準，所有的這一切都不可能發生。
假如沒有寇準當年的力主抗戰，後來貴為大宋樞使的曹利用可能會終生默默無名，他的名字甚至都不會出現在史書上，一代名將李繼隆可能會在悲憤憂怨中極其痛苦地含恨而終，趙恆足夠幸運的話或許能夠勉強保住趙氏的半壁江山，至於後來北宋歷史上的那些令如今的我們無限敬仰和拜的無數名臣大儒和文人墨客的命運就更是猶未可知。
毋庸置疑的是，北宋往後一百餘年的盛世繁華都是寇準帶來的。從這一點上來說，後世的范仲淹、呂夷簡、歐修、王安石、司馬乃至是蘇軾和沈括等人都是了寇準的莫大恩澤。
范仲淹曾評價寇準說：“寇萊公澶淵之役，而能左右天子，不如山，天下謂之大忠。”
王安石對寇準也曾有詩云：“歡盟從此至今日，丞相萊公功第一。”
此二人無一不是在念和褒獎寇準在澶淵之盟裡的功績，宋朝的這些士大夫如此，宋朝當時以及後世的數以億萬計的子民也是如此。
當然，關於澶淵之盟以及寇準的爭議也是一直都存在的，但這些夾雜在主流聲音之中的噪音唯一起到的作用就是彰顯了發聲者那所謂的“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比如後來北宋的亡國之臣陳瓘就將靖康之恥的源頭追溯到了澶淵之盟和寇準的上，再比如更後來的歷史學家王夫之也像他的老鄉王欽若一樣對寇準進行了一番口誅筆伐，他認為澶淵之盟不過是寇準為了實現其個人的政治抱負和野心才費盡心思地把趙恆給“綁架”到了澶州，寇準的舉是在孤注一擲，表面忠義實則卻是在拿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命運做賭注。
憾的是，陳瓘和王夫之這兩位史學大家在此事上終究還是當了一回“非主流”，後世之人對寇準的那些溢之詞以及對其歷久彌新的稱頌無疑是在狠狠地打這二人的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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