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變法運中保守派的代表和旗幟人，呂公著這次回京擔任帝師可謂是開了保守派領袖在朝堂復辟的先河，高滔滔還特意說明此舉是為了尊重神宗生前的意願，言外之意就是這並非是本人的意願。既是如此，那你高老太太怎麼不把司馬也一起回來給神宗當老師呢？你不是要尊重神宗生前的意願嗎？那為什麼只選擇地尊重一半呢？
高滔滔可不傻，此時把司馬放在京城外面負責打野才是保守派對變法集團最佳的進攻方式，唯有如此司馬才能將自己的全部力和火力集中到一起向京城裡的變法派猛烈開火。反之，如果把司馬召回京城給小皇帝教書，那他司馬可就被綁住了手腳，單是天天圍著小皇帝轉悠就足夠把他累個半死，如此他又哪裡還有時間和力去向變法派開戰呢？高滔滔現在不需要那麼多的教書匠，需要的是為搖旗吶喊衝鋒陷陣的急先鋒。於是乎，本是神宗為司馬準備好的那個侍讀的位置就被孫覺給頂替了，而孫覺同樣是當年因為激烈反對新法而被貶十餘年的保守派領袖級人。
在接到朝廷任命自己為陳州知州的詔書後，按照司馬自己的說法，他自己一把年紀本是無意過問政治，可既然太皇太后這麼重他，那他只好“萬死不辭”併火急火燎地就跑到陳州去上任了。上任之後，司馬可沒去想什麼治理地方造福百姓，他提起筆就又是一份奏疏，而他所說的容還是之前的陳酒，那就是請求皇帝陛下廣開言路以澄清當前的政治輿論環境：臣一夫之愚，不能周知天下之務，近曾上奏乞下詔書開言路，伏聖慈早賜施行。
司馬的這個行為只能證明一件事，那便是他之前提議的“下詔言事”之舉確實遇到了阻力，那麼這阻力又來自哪裡呢？當然是掌握朝政的變法派。這些人不是不敢讓朝廷下詔言事，而是擔心保守派會趁機發群眾大做文章，我們曾經說過利用並發群眾是政治家的一項為自己謀取利益的拿手絕技，這一點局中人都心知肚明。高滔滔當然舉雙手贊司馬的提議，可這種事卻沒有辦法繞過三省直接下聖旨，而只要宰執集團對此持保留意見，那麼這道聖旨高滔滔就發不下去。
如此可見司馬是多麼的有先見之明，他早就預料到這事會遇到阻力並給這些人提前準備好了一頂邪小人的大帽子。他為什麼就這麼聰明呢？因為他比誰都清楚自己到底是在做什麼，換了是他是當政的變法派也會對此暴跳如雷。這下我們應該知道司馬為何不急著回到京城了吧？他是要率領大軍攻城的，城破之後他才會帶著自己的軍隊徹底佔領京城，而高滔滔就是他在城裡的應。
兩次上奏都石沉大海並沒有讓司馬氣餒，他在幾天之後再又火力全開地上了一道力度空前的奏疏，而這堪稱司馬號召同仁一起向變法派和新法發起總攻擊的一篇戰鬥檄文。在這份篇幅超長的奏疏裡，其政治份只是一個陳州知州的司馬儼然是在以一個宰相的姿態在指點江山，這份奏疏同時也可以看是他提前為自己準備的宰相就職演說或宣言。對此，我們在這裡也必須要分段解說才能窺其髓於一二。
首先，司馬總結了自變法以來的天下大勢以及他對當下形勢的看法：先帝聰慧過人並立志於富國強兵，這些都沒錯，可他錯就錯在所託非人。先帝當國期間因為誤聽讒言導致人當道致使國家法度大變，天下為之群群。不但如此，邪們還慫恿先帝對外四開戰，常年用兵導致大宋損兵折將無數且生靈塗炭以百萬計，但戰爭非但沒有讓四鄰的蠻夷臣服，反而還導致蠻夷暴起邊關震盪不止。面對國家如此局面，臣每念及於此無不失聲痛哭。然而，先帝矇蔽已深卻不知其中緣由更不知悔改，這直接導致先帝在憂懼之中含怨而去。如今新帝繼位，太皇太后國家和民生之艱難下詔與民休慼，但臣覺得這些還遠遠不夠，眼下最為禍國害民且有百害無一利者當屬保甲、免役、將三法，這三者應該儘快廢除。
這是司馬第一次公開表明自己想要廢除所有新法的志向和決心，這對於宋朝來說無疑是一場超級地震。新法已經在全國施行了十餘年，整個國家也已經在新的運轉模式下開始釋放和散發出生機與活力，可司馬卻要來一次全盤否定，這無異於將一塊火熱的生鐵放極寒的冰水之中。或許我這個比喻很不恰當，那麼我們不妨試想一下：如果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某人突然要推倒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面旗幟，然後帶領我們重回六七十年代的生活模式，你能想象這會是怎樣的一種場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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