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藥起效後會迅速抑制中樞神經，”張林皺眉，“地西泮的半衰期約20-50小時，結合注時間，死者在13:00左右已出現鬆弛、意識模糊症狀，這解釋了為何沒有明顯搏鬥痕跡——他當時可能連抬手反抗的力氣都沒有。”
解剖結束時，窗外已泛起魚肚白。張林摘下滿是霧氣的護目鏡，在解剖記錄單上籤下名字，逐條核對檢測資料：“死亡原因：地西泮鎮靜狀態下遭電線勒頸導致機械窒息。死亡時間：3月12日13:30-14:30。胃容反映死者末次進食為案發當日11:30-12:30，食種類指向高階西餐廳，建議排查金山大廈周邊牛排館監控。”
清晨七點，李明推開法醫辦公室的門時，張林正用冷水沖洗臉上的疲憊。“說說吧，”李明拉過椅子，“昨晚毒化檢測結果怎麼樣？”
“死者被下了藥，”張林將報告推到他面前，“地西泮，俗稱安定，兇手先過注讓他失去反抗能力，再拖上天台勒殺。”他指著解剖照片，“看這個針孔，在右手臂側，符合他人注角度。如果是自殺，通常會選擇更易作的左手。”
李明盯著報告上的“強制注”字樣，眉頭鎖：“也就是說，這是有預謀的殺人。兇手先接近郭建峰，給他下藥，等他意識模糊後再騙或強迫上天台。”
“從胃容看，”張林繼續道，“死者最後一餐吃了牛排和咖啡，金山大廈37層的‘雲端西餐廳’主打七分菲力，且提供外帶服務。建議查他案發當天的訂餐記錄，兇手可能在食或飲料中混了藥。”
“那枚碎鑽耳釘呢？”李明想起證袋裡的耳釘，“毒販報告說屬於，ABO型B型，和鎮靜藥的注者會是同一人嗎？”
張林點頭：“從抓傷位置和力度判斷，兇手在注藥時可能遭到死者反抗，右臉頰的抓痕就是那時留下的。耳釘落的位置靠近死者右手，說明搏鬥時死者曾抓住兇手耳部，這需要近距離肢接，兇手大機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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