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的春天，我和晏雪芹蹲在學校場的角落裡，把撿來的廢鐵釘分門別類裝進鐵盒。風捲著沙塵吹在臉上，卻只顧著數釘子，指尖被鐵鏽染得發黑：“還差二十斤就能完任務，明天咱們去郊區的廢品站再找找。”那時我們都是紅衛兵團委員，牆上“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標語被風吹得嘩啦響，而總把這句話刻在行裡——拾糞時挑最重的筐，秧時站在最前面，就連跳忠字舞，也總在排練結束後留下來幫同學糾正作。
畢業那年，我被保送到中專，而卻把保送名額讓給了其他同學。“我想下鄉。”的聲音很輕，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堅定，“主席號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我就要衝在前面。我是學生幹部，該帶頭去。”我勸再想想，卻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你去學技，將來能為工業出力，我去農村，為農業出力。咱們都是為國家做事，只是路不一樣。”
那之後我們便斷了聯絡，直到1995年的秋天。彼時我已是大學副教授，下課回教研室時，同事說：“有位‘晏主任’在賓館等你。”推開門的瞬間，我幾乎沒認出——曾經扎著麻花辮的姑娘，如今穿著剪裁得的西裝，頭髮梳得一不苟，只是眼裡的韌勁還和當年一樣。
“楊老師，”遞來一本燙金封面的畫冊，“聽說你兒十多歲了，這是我們報社新出版的年兒讀。”我翻開扉頁，“主任編輯 晏雪芹”幾個字格外醒目，畫冊裡的話漫畫筆細膩，很難想象這是當年那個扛著鋤頭下鄉的姑娘所編。
那天，我們在賓館聊到很晚。說起下鄉的日子，在大隊當團支部書記時，為了幫社員修水渠，連續半個月泡在泥水裡，膝蓋落下了病；後來當上公社黨委書記，又頂著力推廣新的種植技，被不理解的村民扔過爛菜葉。“最難的時候，我就想起咱們在學校撿廢鐵的日子，”喝了口熱茶，眼神亮了起來，“只要認準方向，一點一點幹，總能看到結果。”當我慨一路走來太辛苦，卻搖頭：“你在工廠鑽研技，不也一樣熬過來了？每個崗位都得有人帶頭扛事。”
再見面是在太清宮附近的一個飯店，它在皇城下。晏雪芹剛參加完全國新聞工作會議。席間有人提起的履歷——從公社黨委書記到報社總編，再到如今的報社黨委書記，每一步都走得紮實。卻只是夾了一筷子青菜，笑著說：“我沒什麼訣竅，就是記得當學生幹部時老師說的話：要麼不做，要做就做能讓大家放心的事。”那天還說起正在推進的“鄉村兒閱讀計劃”，說要讓偏遠地區的孩子也能讀到好的課外書，眼裡的和當年規劃學生活時一模一樣。
2015年我退休那天，在網上看到一則新聞：“晏雪芹同志當選為省直機關工委常務副書記”。配圖裡的頭髮已有些花白，卻依舊姿拔，正在會議室裡聽取鄉村振興工作彙報。我拿出那本珍藏了二十多年的畫冊，翻到扉頁，當年寫下的“願每個孩子都能在話裡看見希”還清晰可見。窗外的灑在書頁上，我忽然想起1970年那個春天，蹲在場角落裡數鐵釘的樣子——從學生幹部到省直工委副書記”，走過的每一步，都踩著“帶頭”的腳印，在歲月的年裡，刻下了最堅實的足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