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師順，隋末唐初著名方士、預言者，活躍於隋煬帝大業末年至唐高祖武德初年的社會盪之際。他以湛的占候之聞名，核心事蹟圍繞“李氏將興”的預言展開，是隋末讖緯思的關鍵代表人，相關記載散見於《新唐書·五行志》《資治通鑑》等正史文獻，折出世中天命觀對政治走向的深刻影響。
徐師順所的隋末，是中國歷史上極轉折的盪時期。隋煬帝好大喜功，三徵高句麗、開鑿大運河、營造東都等舉措耗盡國力，加之繁重徭役與嚴苛律法，導致民怨沸騰，各地起義軍蜂起，統治階層部亦矛盾重重。在王朝崩塌的危機中，傳統的天命觀與讖緯思想再度盛行——當現實秩序失控時，人們往往寄於天象、預言等超自然力量，試圖尋找新的統治合法依據。方士群在這一背景下為關鍵的輿論推手，他們依託占候、卜筮、讖語等技藝，遊走於各個政治勢力之間，其言論既能煽民眾緒，也能為野心家提供“天命所歸”的政治背書。徐師順便是其中的佼佼者，他並非出名門族，史料中未載其家世淵源，推測其早年可能居於民間，專注於研習天文曆法與五行之學，過長期觀察天象積累了紮實的占候功底，逐漸在地方形一定聲。隋代對天文曆法的管控極為嚴格，朝廷設有太史局專司天象觀測與曆法制定，民間私習天文者需承擔重罪。但隋末世中，中央集權瓦解，令形同虛設，這為徐師順等民間方士提供了公開活的空間。他利用這一契機，將天象變化與政治局勢相結合，過解讀星象、自然異象等方式，釋出有政治指向的預言，迅速從普通方士躋影響時局的關鍵人行列。
徐師順最核心的事蹟，是在隋末象初顯時，作出“皇王傳姓，迴圈之道，李氏將興”的著名預言。這一預言並非憑空產生，而是基於他對天象的長期觀測與對社會形勢的準判斷。從占候技層面看，據《新唐書·五行志》記載，隋大業末年，天空多次出現“熒太微”“太白經天”等異常星象。在傳統天文觀念中，“熒”（火星）象徵戰與災禍，“太微”對應朝廷中樞，“熒太微”被解讀為“君臣失位，朝綱紊”；“太白”（金星）主兵戈，“太白經天”則預示“天下將，易主之兆”。徐師順正是結合這些天象，將自然現象與人間王朝的更迭相聯絡，提出“皇王傳姓”的迴圈之說——認為隋朝氣數已盡，統治權將轉移至新的姓氏手中。而“李氏將興”的指向，則是徐師順對當時政治勢力的準研判。隋末時期，李氏家族勢力已嶄頭角：北周八柱國之一李虎的後裔李淵，時任太原留守，手握兵權且深得民心；其兒子李世民更是英武善戰，廣納賢才，暗中積蓄力量。此外，民間還有李、李軌等李氏勢力割據一方，“李”姓在當時已為極影響力的政治符號。徐師順的預言準捕捉到這一趨勢，將“天命”與李氏繫結，使預言備了現實的落地基礎。
這一預言一經傳出，便在社會各階層迅速傳播。對於底層民眾而言，“李氏將興”為苦難生活提供了希寄託，為他們擁護李氏勢力的神力；對於地方豪強與士族而言，預言為他們選擇政治盟友提供了“天命依據”，不人因此倒向李淵陣營；對於李淵集團而言，徐師順的預言更是極價值的“輿論武”——李淵早年曾因“李氏當有天下”的讖語遭到隋煬帝猜忌，一度韜養晦，而徐師順的預言在隋末世中再次強化了這一輿論，為李淵晉起兵、建立唐朝提供了合法支撐。史載李淵起兵後，曾暗中招攬方士群，徐師順雖未直接仕，但他的預言已為李唐王朝“順天應人”的重要佐證。
徐師順的事蹟雖未在正史中單獨列傳，相關記載也較為零散，但卻有重要的歷史意義。從思想層面看，他的預言集中現了隋末讖緯思想的盛行——當時類似的預言還有“楊花落，李花開”“桃李子，得天下”等，這些預言本質上是世中人們對秩序重建的，也是政治勢力爭奪合法的工。從政治層面看，徐師順的“李氏將興”預言並非簡單的迷信說辭，而是方士群基於對時局的觀察作出的政治預判，其傳播過程推了李淵集團的崛起，間接影響了隋末唐初的政治格局。
關於徐師順的晚年結局，史料中並無明確記載。推測在唐朝建立後，隨著天下安定，讖緯思想的政治價值逐漸下降，徐師順可能選擇迴歸民間，繼續以方士份活，或居避世，最終淹沒於歷史長河中。儘管其生平細節多有缺失，但他的核心事蹟——以占候之提出“李氏將興”預言，已為隋末唐初政權更迭與思想文化變遷的重要影，被載正史流傳後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