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仁旺，生卒年不詳，唐末員，至大理寺丞，是晚唐法制系中的重要實踐者。其生平雖未見於《舊唐書》《新唐書》等正史列傳，但散見於晚唐詔令、司法檔案及地方誌乘中，過鉤沉史料可勾勒出這位世中堅守法治底線的員形象。
徐仁旺出儒學世家，原籍睦州（今浙江建德），其先祖曾為南朝梁代地方學，家風以“明經守禮、慎思明辨”為核心。青年時期，徐仁旺過科舉仕，初以明經科及第，授秘書省正字，負責典籍校勘工作。這一經歷使其得以遍覽歷代律令典章，積累了紮實的法學理論基礎，為日後投司法工作埋下伏筆。唐懿宗鹹通年間，因政績卓著，徐仁旺遷任太常博士，參與禮制修訂與案件複核，其嚴謹細緻的工作態度到時任宰相韋保衡的賞識，贊其“核案如衡，持論如鏡”。
唐僖宗乾符初年，徐仁旺擢升大理寺丞，位列從六品上，負責審理中央百犯罪及京師地區重大刑案，為晚唐司法核心機構的骨幹員。大理寺作為唐代最高審判機關，素有“天下刑名之總彙”之稱，而徐仁旺任職期間，正值晚唐社會盪加劇，藩鎮割據、民變頻發，司法環境極為複雜。面對棘手案件，他始終堅持“以律為繩，以為度”，既嚴守法律條文，又兼顧社會理，力求判決公允。
乾符三年（876年），淄青節度使李師道之子李弘義在京師醉酒傷人，致三人重傷，案發後依託父勢拒不伏法。時任京兆尹因忌憚藩鎮勢力，草草結案。徐仁旺接手此案後，頂住力，逐一核查人證證，最終依據《唐律疏議·鬥訟律》判李弘義流放三千里，並上書僖宗直言“法者，天下之公，豈容權貴私越？今若縱之，何以安百姓、肅朝綱？”僖宗閱後贊其“有古之廷尉之風”，準其判決，一時朝野震，百姓稱快。此案也為晚唐司法史上“不畏權貴、秉公執法”的典型案例。
除審理刑案外，徐仁旺還積極參與律令修訂與司法制度完善。晚唐時期，原有法律條文已難以適應社會變遷，諸多條款存在滯後。徐仁旺聯合大理寺同僚，梳理歷年積案，針對民間糾紛、藩鎮屬犯罪等突出問題，提出“增刪律條十有三，細化格令二十有七”的修訂建議，強調“量刑當分首從，治罪須明輕重”，其部分建議被納《乾符新格》，為晚唐重要的補充法典。
徐仁旺在任期間，還注重司法教化與冤案平反。他認為“刑罰者，懲惡之；教化者，止惡之本”，每逢斷案，必向涉案人員及家屬講解律條要義，力求“案結而理明”。乾符五年（878年），徐仁旺複核一件地方上報的“盜賊殺人案”，發現卷宗中證人證詞前後矛盾，涉案嫌疑人實為被誣陷。他當即請求複核，親赴案發地泗州（今江蘇盱眙）調查取證，最終抓獲真兇，為無辜者昭雪。此事後，僖宗特賜其“明刑弼教”匾額，以表彰其功績。
中和元年（881年），黃巢起義軍攻破長安，僖宗倉皇西逃蜀地，朝廷秩序大。徐仁旺未能隨行，滯留長安，後輾轉避於。局中，他仍堅守氣節，拒絕接起義軍授予的職，閉門整理司法文稿，著有《刑案要略》三卷，記錄其審理案件的心得與對律令的見解，可惜此書已失傳，僅在《崇文總目》《郡齋讀書志》中留有著錄。
晚唐藩鎮割據日益嚴重，中央司法權逐漸旁落，徐仁旺的法治理想難以施展。啟三年（887年），徐仁旺辭歸故里睦州，潛心講學，傳授律學知識與儒家倫理，培養了一批地方司法人才。其晚年事蹟雖記載簡略，但地方誌中提及“仁旺歸鄉後，睦州刑訟漸減，民風益淳”，可見其影響力之深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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