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說
《資治通鑑》載此段史事，司馬擱筆嘆曰：“讀史至此，不莞爾——亦復唏噓。夫朝廷之加晉爵，本為賞功罰罪、馭臣之道。然當是時也，藩鎮自取自奪，朝廷唯諾諾從之，如小兒之命於父，顛倒甚矣。王建並兩川而加中書令，錢鏐敗康儒而加檢校太尉，王審知守福建而同平章事——此三者，朝廷未嘗一日製之，而虛名濫施，猶恐其不。譬若貧者家中無米，猶持空券以驕人，不亦悲乎？然亦有一說：唐室至此，猶能存續數十年，未嘗非此‘蓋章之’之功也。蓋虛名雖賤，於人無害；實利雖重，爭則必傷。使天下英雄皆得所之名，則兵戈或可稍戢。此乃末路之智，雖不足法，亦足觀世態之變也。”
作者說
讀唐末這段歷史，我總覺得特別有意思。它讓我想起了一個很現實的問題：當權力本不再擁有實力背書，它還能剩下什麼？
答案是：一個“蓋章”的功能，而且是個不怎麼值錢的蓋章。
但我們不妨換個角度看這件事。唐昭宗的“蓋章困境”，其實揭示了一個被很多人忽略的道理：權力的本質從來不是發號施令，而是被人需要。當你的命令對別人沒有實際價值的時候，你蓋一萬個章也不過是廢紙一張。反過來，像錢鏐、王審知這樣的人，他們自己就有能力保境安民、發展經濟，朝廷的加對他們來說不過是錦上添花——有它不多，沒它不。
這就引出了一個有點“反常識”的結論：真正強大的人，不需要別人給他“加”；而需要“加”來證明自己的人，往往本就不夠強大。王建為什麼那麼在意中書令的頭銜？因為他心始終有一個“私鹽販子”的自卑，需要帽來遮。錢鏐為什麼無所謂？因為他知道自己就是浙江的王，朝廷認不認都不影響他修海塘、打水戰。
唐末那場加晉爵的鬧劇，與其說是朝廷的頹敗，毋寧說是一場殘酷的大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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