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研究員”（化名“文淵”）的發言，聚焦於“機構記憶與個人記憶的互與博弈”。他提到，檔案館在儲存方敘事的同時，如何過口述史、民間文獻徵集等方式，吸納那些被主流歷史的“邊緣記憶”，並談及在這個過程中面臨的“真實甄別”、“敘事權爭奪”以及“潛在的政治與資本干預”等複雜挑戰。他的論述嚴謹，完全符合學規範。
然而，在自由討論環節，當話題被引向“藝家如何面對自創傷並將其轉化為公共作品”時，“文淵”巧妙地話：
“剛剛幾位老師提到了‘轉化’的艱難。這讓我想到最近關注的一些作品，比如《通道》。它似乎嘗試構建一種‘系統監聽’的喻，將個的被圍困與更龐大的、無形的資訊控制結構聯絡起來。這種創作，是否本就需要藝家對‘系統’有超越普通個的、更敏銳甚至更痛苦的知？而這種知的來源，除了普遍的時代焦慮，是否也可能與藝家自某些……的、未被公開言說的遭遇有關？進一步說，當這種個人遭遇涉及某些可能及更廣泛利益結構的‘記憶’時，藝轉化是否面臨額外的、超出學範疇的風險與抉擇？”
問題再次準地指向核心，且包裹在嚴的學話語中，難以用簡單的“藝虛構”搪塞。
會議室裡短暫安靜。徐明和林小雨在屏幕後，手指懸在鍵盤上，準備好的“安全表述”此刻顯得蒼白無力。
這時，方哲的聲音響起，冷靜而平穩：“文淵老師提出了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這涉及到創作機的複雜。或許我們可以換一個角度：與其追問藝家‘遭遇’了什麼，不如關注作品本‘構建’了什麼。《通道》構建了一個‘被監聽’的聲景現場，它邀請觀眾進的，不是對某個事件的指認，而是一種普遍存在的、關於權力與資訊的生存驗。這種驗的真實，恰恰來自於它對‘’的懸置，對‘命名’的拒絕。它提供的是一個的框架，而非一個指控的答案。在這個框架裡，每個觀眾帶的是自己的經驗和想象。這或許正是藝在面對某些過於龐大或晦暗的現實結構時，所能採取的、一種更韌和啟發的策略。”
方哲的回答，既維護了他們，又將問題巧妙地推回學和接理論的層面，同時暗示了“不命名”本可能就是一種策略的保護。
“文淵”沉默了幾秒，然後發來一個表示贊同和思考的表符號：“方導的解讀很有啟發。確實，藝的‘不可言說’之，往往正是其力量所在。謝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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