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鑾駕最終還是在朝野的矚目與江南暗流湧中，啟程南巡了。名義上是視察東南海防與新設海關，實地考察南洋拓的果，但明眼人都知道，陛下這是要親自去江南，坐鎮穩定局勢，推他的改革方略。
京師的重擔，再次落在了太子朱慈烺的肩上。這一次的“監國”，與以往任何一次都不同。他不再僅僅是理日常政務，代批無關要的奏章，而是真正需要在他那銳意進取的父親與盤錯節的保守勢力之間，尋找一個艱難的平衡點。
文華殿的燈火，常常亮至深夜。
朱慈烺的面前，堆積著兩座截然不同的“小山”。
一邊，是來自江南、以及朝中清流員的奏疏，言辭懇切，或引經據典，或直陳時弊，核心無非是勸諫朝廷施政當以寬仁為本，恤民（實為士），暫緩金融新政，更不可輕啟清丈田畝之事，以免搖國本。這些奏疏，代表著帝國統治的基——士大夫階層的集意志。
另一邊，則是來自戶部、工部、兵部以及南洋都護府的公文。戶部報告新錢推行在北方及軍隊中尚算順利，但在江南阻力巨大，商賈暗中抵制，易不暢；工部請求增撥款項，用於“窺天鏡”的維護升級以及格院幾個機專案的材料採購；兵部則奏報，趙鐵柱在香料群島的清剿雖捷，但零星抵抗不絕，疑似有外部勢力暗中資助，請求增加南洋水師巡邏力度；施大瑄的奏則更晦地提及，發現可疑船隻似乎在窺探瓊州及臺灣的一些“特殊區域”，需加強戒備。
這兩方面的力，如同冰與火，煎熬著朱慈烺。
他理解並部分認同清流們的擔憂，過於激烈的改革確實可能帶來盪。但他更清楚父皇佈局的深遠——混的金融無法支撐帝國的雄心，匿的土地嚴重侵蝕著國家的稅基，南洋的開拓與星骸的研究，更是關乎未來國運。若因阻力而退，帝國可能將失去關鍵的轉型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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