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起，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鐵蹄便從未停歇。在佔領中國東北全境後，日軍又相繼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攻佔熱河全省、進犯長城各口，迫使國民政府簽訂《塘沽協定》，將冀東劃為“非武裝區”。至此，華北門戶開。
1935年，日本政府策“華北五省自治”謀，企圖將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五省從中國版圖中分裂出去，建立第二個“滿洲國”。這一企圖在遭到中國人民強烈抵制後，日本轉而加軍事部署，以武力奪取華北的野心昭然若揭。
1936年6月，日本天皇批准了新的《帝國國防方針》及《用兵綱領》，公然宣稱要實現控制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最終稱霸世界的野心。同年8月，日本首相、外相、藏相、陸相、海相召開五相會議，通過了《國策基準》，規定了侵略中國、進犯蘇聯、待機南進的戰略方案。這份檔案將日本的擴張路線圖清晰地勾勒出來——先吞併中國，再北進或南進，最終建立“大東亞共榮圈”。
從1936年5月起，日本開始向華北持續增兵。中國駐屯軍的兵力由最初的1771人驟增至5700餘人，駐防範圍從《辛丑條約》規定的北平至山海關鐵路沿線，向北平西南的臺、通縣等地延。與此同時，關東軍向察哈爾的多倫、熱河的圍場等地屯兵至5000餘人，整編偽蒙軍達4萬餘人，擴編盤踞在冀東的偽保安隊1.7萬餘人。日軍從東、西、北三個方向，對北平形了包圍態勢。
進1937年，華北的局勢愈發張。日本駐臺的部隊頻繁進行軍事演習，有時在北平城近郊，有時在盧橋附近，有時甚至在夜間進行實彈擊。6月以後，這種演習愈加頻繁，幾乎每日不斷。日軍的意圖十分明確：一方面是向中國軍隊示威施，另一方面是讓士兵悉地形，伺機挑起事端。對北平的進攻，已是箭在弦上，引弓待發。
此時的華北，實際上已無完整的國家主權可言。自《何梅協定》簽訂後，國民政府的中央軍和黨部被迫撤出河北，華北出現了三勢力並存的複雜局面：
其一，是宋哲元領導的第二十九軍及冀察政務委員會。這支從西北軍分化出來的部隊，名義上隸屬南京國民政府，實際上擁有相當的獨立。宋哲元在夾中艱難周旋，一方面要應付日本人的步步，另一方面又要維持與南京方面的微妙關係。他的政務委員會控制著河北、察哈爾的大部分地區，但到日軍的掣肘。
其二，是漢殷汝耕立的“冀東防共自治政府”。這個偽政權盤踞在冀東二十二縣，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手扶植的傀儡，實際上為日軍控制華北的重要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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