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白宮地下作戰會議室。1943年4月的春寒被厚重的橡木門隔絕在外，卻隔不開室近乎凝固的張空氣。長條會議桌兩側，面孔在吊燈下顯得廓分明，像一尊尊冷的雕塑。
橢圓形的胡桃木桌面上，攤放著瑪麗·溫斯秘傳回、經OSS急編譯印刷的《清除日》第一部完整稿。深藍封面上沒有標題，只有一行小字：“絕·心理戰評估材料·1943年4月12日”。
“先生們，”OSS主任威廉·多諾萬將軍的手指敲在稿紙邊緣，聲音低沉如滾雷，“這份東西已經在我的保險櫃裡躺了兩週。我們需要一個決定——它該被永遠封存，還是為我們的武？”
戰略報局心理戰部門負責人卡爾森博士推了推金眼鏡：“將軍，我帶領的評估小組進行了三研讀。結論是：這是一把淬了雙重毒的匕首。它當然刺向納粹，但每一個讀過它的人——特別是知識階層——都會不由自主地聯想到我們自己的社會。”
他翻開標註滿紅線的頁：“看這裡，第192章，‘社會貢獻積分系統’。作者將納粹的種族優生學與資本主義的效率崇拜嫁接，創造出一個以‘最佳化’為名進行系統清除的制度。我們的左翼知識分子會立刻聯想到國的失業救濟系、移民配額制度，甚至……某些州仍在實行的種族隔離。”
“再看‘淨化日’的立法過程，”他翻到另一頁，“‘過每年十二小時有控制的、合法的力釋放視窗……’這段對暴力合法化的冷峻剖析，足以讓任何讀過霍布斯《利維坦》的政治系學生脊背發涼。它揭示的不是特定政權的邪惡，而是權力一旦與‘理’‘效率’結合後可能產生的普遍變異。”
財政部代表霍華德·貝克清了清嗓子：“我同意卡爾森博士的風險評估。但我們不能忽略其作為反法西斯宣傳品的價值。蘇聯人正在用《苦難的歷程》鼓舞士氣，英國人用《1984》的早期手稿（注：此時奧威爾尚未寫作《1984》，此為小說虛構設定）進行部警示。我們需要同等級別的武。”
“但蘇聯人和英國人寫的都是他們自己的苦難或未來，”國務院東亞司的格林伍德話，手指焦慮地轉鋼筆，“而這個中國人，寫的是我們——是國在法西斯統治下的未來！這讓我們的盟友怎麼想？讓國民眾怎麼想？他們會說：‘看，連一箇中國作家都能預見國淪陷後的慘狀，我們的戰爭努力是否註定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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