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義疏的方法被用在其他立法上。後周的《大周刑統》，據載：“其所編集者，用律為主，辭旨之有難解者，釋以疏意；義理之有易了者，略其疏文。式令之有附近者次之，格敕之有廢置者又次之。事有不便於令，該說未盡者，別立新條於本條之下；其有文理深古，慮人疑者，別以朱字訓釋。”這個“朱字訓釋”，就是新的義疏。《宋刑統》仿照此法，也增加“釋曰”條目訓釋難解者及需參見者。
總之，由唐代首創的義疏，一直沿用到封建社會之季世。道理在於義疏是使律文化、細化的一種必要手段，是統一理解和執行法律的有力保證。而實際上，律文必須是“辭簡義賅”的，這就是使疏解為經常的、當然的要求。《唐律》義疏的得力之正在這裡。而它所代表的普遍，也就變人所共睹的普遍現象存在。
《永徽律疏》不僅是一部唐朝的法典，還是一部包括唐前期在的華夏法制史著作。其中的一些容經過長期發展，達到了完備的程度。閱讀《永徽律疏》，不僅可以知曉唐朝法制的容，亦可瞭解包括唐朝前期在的華夏法制史的一些容，獲得華夏重要制度建立的理論依據方面的知識。
唐律集封建法律之大，被稱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華夏法系的代表，在華夏以及東南亞法制史上有深遠影響。唐律的完備，標誌著華夏法系走向。以華夏封建時代的唐律為涵，以周邊封建國家法律為外延，構建了區域的法律系統。華夏法系與世界其他四大法系並稱為世界五大法系。法系是指據法律的歷史傳統，對法律所作的分類。凡有同一歷史傳統的法律就構同一個法系。華夏法系是指華夏古代的法律的系，它是世界五大法系之一，在世界法制史上有重要的地位。華夏法系與其他法系既有共通之，又有自固有的特點。他以自己獨特的風采影響著亞洲與其有往的各地，在世界法制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在華夏法制史上，唐律居於承前啟後的重要地位。無論是立法思想、原則、篇章例，還是法律容，都承襲了以往各代立法的果，是前朝立法之集大者，同時又有所發展和創新，使唐律熔封建法典之共與自發展完善之特於一，以“一準乎理，而得古今之平”著稱於世，為完備的封建法律形態。唐律不僅對唐代的政治經濟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而且直接影響了後代華夏封建法制的發展，為後世封建立法的典範。元代人在《永徽律疏序》中說：“乘之則過，除之則不及，過與不及，其失均矣。”即對唐律的修改，隨意乘除增刪不是有過就是不及，都將影響其完整、嚴。
唐律正是以其嚴謹的結構，簡明的文字，確的註疏，完備的容，而被後世各朝奉為修法立制的楷模，沿用不廢。五代各國立法基本上取法於唐。宋朝的《宋刑統》，就律文而言，只是唐律的翻版。唐代作為強大的封建帝國，曾是亞洲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其先進的文化，被來往於長安的外國商人、僧、留學生傳播到四方，使唐律對古代東南亞等國也產生了重大影響，為東南亞各國封建立法的淵源。
在《唐律疏議》中，仍有很多法律概念的涵與外延比較模糊，其中主要是那些進法律之中的道德概念，這不利於法律的準確適用。在《唐律疏議》中，人們經常能見到大量的道德語言與道德判斷，如“為子為臣，惟忠惟孝。乃敢包藏兇慝，將起逆心，規反天常，悖逆人理”，“窮惡盡逆，絕棄人理”，等等，這些語言帶有一定的主觀與模糊。《唐律疏議》中還經常說到“天理”“人理”“道理”等詞，並將之作為判斷是否有罪的標準，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天理”“人理”“道理”分別是什麼？如何判斷？有沒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標準？這些顯然很難評判，也很難找到一個客觀的標準，因此，易於導致罪行擅斷，給那些吏留下了弄的空間。
《唐律疏議》對於罪名的分類不盡合理，分類標準不太統一。如《唐律疏議》中的《賊盜律》包含了太多的、質差異巨大的罪名，這使得其容過於龐雜，難以納同一型別之下，以至難以用同一型別的方法來調整。另外，《唐律疏議》對傳統“盜罪”的分類也有重複乃至過於繁瑣之嫌，如它區分了“強盜”“竊盜”，還經常提到“凡盜”，並又據盜竊件的不同區分了“盜大祀神” “盜寶” “盜書文印”“盜制書”“盜宮殿門符”等非常的罪名，這些都反映了唐朝時期人們的分類水平仍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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