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人間訓》：“禍福同門”，《經法》：“禍福同道”；《原道訓》：“萬之總，皆閱一孔”，《十六經》：“萬之多，皆閱一空”；《詮言訓》：“聖人不為始，不專己，循天理，不豫謀，不棄時，與天為期，不求得，不辭福，因天之則”，《稱》：“聖人不為始，不專己，不豫謀，不為得，不辭福，因天之則。”如此等等，不勝列舉。這也可以從一個側面看出。《淮南子》汲取道家思想營養的比重較大。
《淮南子》繼承、發揮了黃老學派、商鞅、韓非的歷史進化觀念，提出：社會生活是變遷的，法令制度也應當隨時代變遷而更改，即令是“先王之制，不宜則廢之”。《汜論訓》說：“聖人制禮樂而不制於禮樂。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政教有經，而令行為上，苟利民主，不必法古；苟周於事，不必循舊。”又說：“法與時變，禮與俗化。服械，各便其用。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變古未可非，而循俗未足是也。”這些言論，從思想觀點到言詞，與商、韓是一脈貫通的。
從當時社會現實看，“漢承秦制”，未加徹底改造。景、武之，漢王朝的經濟已經恢復，客觀上需要建立一套新的制度，當然這套制度決不完全等同於商、韓所鼓吹的制度，但是法家更法改制的思想原則，仍是有現實意義的。可貴的是，《淮南子》認為法令制度的制定，應適乎人群之需要，應考慮大勢所趨、人心所向。《主訓》說：“法生於義，義生於眾適，眾適合於人心，此治之要也。”這顯然是比先秦法家更進步的觀點。
《淮南子》與《呂氏春秋》有沒有關係？從原著看，《淮南子》無一字提到《呂氏春秋》，這可能與漢初反秦氣氛有關。但事實上，正是《呂氏春秋》給予《淮南子》以最大和最直接的影響。兩本書都是由上層貴族親自主持，招攬眾多學者集寫的。書的程式都是先擬定計劃，次分頭撰寫，最後綜合編纂。書的結構統一，篇目規整，理事相連，言辭審。兩書都是總結先秦各家學說，博採眾家之長，形一個綜合的、能貫通天地人的龐大理論系，為統一的封建大帝國提供全面的思想理論據。所不同的是，《淮南子》書之時，於黃老盛行的文化氛圍之中，所以說《淮南子》是集黃老思想之大的著作，當然這絕不妨礙它也融和攝取了道家之外其他學派的思想華。
首先，《淮南子》繼承併發揮了先秦儒家“仁者人”的原始人道思想。《主訓》說：“國之所以存者，仁義是也。”又說：“遍知萬而不知人道，不可謂智；遍群生而不人類，不可謂仁。仁者其類也，智者不可也。”這一觀念是來自先秦儒家而又高於先秦儒家的，特別是《淮南子》對“人道”、“人類”概念的使用，在華夏文化史上是有重要價值的。《淮南子》也主張以民為本。《汜論訓》說：“治國有常，而利民為本。”《主訓》說：“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在此基礎上，《泰族訓》提出以仁義治國：“所謂仁者，人也；所謂知者，知人也，人則無刑矣。知人則無敵政矣。治由文理，則無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之行矣。”這可以視為孔孟“德政”“仁政”學說的進一步弘揚。
《淮南子》主張人本善。《泰族訓》認為“人之有仁義之資”，這是對孟子思想的繼承。不過不完全認同孟子，《淮南子》強調“仁義之資”必須與後天教育相結合，才能臻於完：“故無其，不可教訓；有其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為，然非得二煮以熱湯而其統紀，則不能；卵之化為雛，非嘔暖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為雛。人之有仁義之資，非聖人為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向方。”即是說，善是在據，教育是後天條件，只有兩者結合才能人之善，這顯然與孟子偏重於反本求有所不同。
劉安的父親劉長是漢高祖的庶子，封為淮南王，劉安作為長子，承襲父爵，故亦稱淮南王。
《淮南子》又稱《淮南鴻烈》，全書二十一卷，原書二十餘萬言。漢武帝建元二年，淮南王劉安將其獻給年僅十七歲的皇帝，並得到皇帝的喜，被珍藏在皇宮的秘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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