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認為這是漸生奢侈之風的危險訊號，馬上舉出隋朝“惟責不獻食，或供奉不，為此無限，而至於亡”的道理，勸說李世民正當“兢懼戒約”之時，“奈何令人悔為不奢”。之後，魏徵又上疏，表示“臣願當今之靜，以隋為鑑，則存亡治可得而知”。
魏徵的“偃革興文”的政治思想是符合唐初國民意的，有利於醫治隋末戰的創傷，促進了社會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國威遠揚。李世民頗有慨地對宰臣長孫無忌說：“朕即位之初，有上書者非一，或言‘人主必須威權獨運，不得委任群下’；或耀兵振武，威懾四夷，遠人自服。唯有魏徵勸朕‘偃革興文，布德施惠。中國既安，遠人自服。’朕從其語，天下安寧。絕域君長，皆來朝貢，九夷重驛，相於道。凡以此事，皆魏徵之力也。”
兼聽廣納，君臣共理。貞觀二年，李世民問魏徵說：“何謂為明君暗君？”魏徵率直地回答說：“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他列舉了歷史上的唐堯、虞舜“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故不塞聽與迷；秦二世、梁武帝、隋煬帝偏聽偏信，致天下潰敗而不自知，於是他結論說：“是故人君兼聽納下，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必得上通也。”可見，兼聽納下，也是魏徵的政治思想之一，這和他的“致化”思想是相一致的。
魏徵主張君主兼聽納下，有利於君主聽取臣下的正確意見，以克服君主的主觀片面。帝王久居深，視聽不能及遠，再加上自己的特殊份，很難了解社會實際。在魏徵看來，只有兼聽納下，才能更好地掌握下，才不至於被“壅蔽”。這是克服帝王獨斷專行的作風、減失誤的有效措施。太宗接了這一思想。貞觀四年，李世民曾對侍臣說：“以天下之廣，四海之眾，千端萬緒，須合變通，皆委百司商量，宰相籌畫，於事穩便，方可奏行。豈得以一日萬機，獨斷一人之慮也。”
兼聽納下不僅只講君主的思想作風，而且還包含發揮臣下的聰明才智，以使君臣協力，共治天下的思想。魏徵曾上疏李世民，說明君臣共為一的道理，強調了臣下的肱作用，指出了君臣同心同德，才能導致天下大治，如果君主閉目塞聽，“委棄肱，獨任臆，理，非所聞也”。魏徵的這種君臣一，同心求治的思想博得了李世民的讚賞，他曾多次對臣下說：“既義為一，宜協力同心。”
魏徵從治得失的比較中，提出的君主要“兼聽納下”的政治思想對於調整君臣關係也起了積極作用。在封建專制的時代，君臣關係於既統一又對立之中。魏徵在奏疏中引用了孟子的話說：“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君視臣如犬馬，臣視君如國人；君視臣如糞土，臣視君如寇仇。”他主張君主對大臣要誠信不疑，如“上之不信於下，必以為下無可信矣。若必下無可信，則上亦有可疑矣”。這樣“上下相疑，則不可以言至治矣”。因此，君主對於臣下的信任是至為重要的。
李世民在實踐中推行了兼聽納下的思想，調整了君臣關係，改變了帝王傳統的孤家寡人做法，臣下對朝廷施政中的失誤之上書規諫，糾謬補缺，匡弼時政。君臣和衷共濟，集思廣益，上下同心，從而開創了貞觀年間的諫諍風的開明政治。
知人善任，懲惡勸善。在一次奏疏中，魏徵援引了管仲回答齊桓公在用人問題上妨害霸業的五條：不能知人；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任；任而不能信；既信而又使小人參之。可以說，知、用、任、信、不使小人參之，基本上概括了魏徵的吏治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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