斷腕那永不消停的、搏著的疼痛，以及適應獨臂生活的狼狽掙扎，像一層厚重的油彩，覆蓋了我過去所有的份。我曾是大學生，是兒，是懷揣夢想的年輕人，然後是詐騙犯，是承暴力的囚徒，是水牢裡的倖存者……而現在，在這些份的灰燼之上，我了一個“殘廢”。這個標籤，如同一枚被燒紅的鐵烙印在我的額頭上，不僅改變了我看待自己的方式，更深刻地重構了我在那些施害者眼中的“價值”。
這種價值重估，首先現在最直接的暴力上。曾經，看守們的棒和電擊棒是隨機且頻繁的，用於懲戒、用於取樂、用於維繫他們絕對的權威。但現在，當我因為左手作不便，無法快速完撥號，或是再次因平衡失控而打翻水碗時，揚起的棒往往會在半空中出現一個微妙的停頓。
“媽的，打個殘廢也沒意思。”我親耳聽到一個看守在舉起橡膠後，又悻悻地放下，裡嘟囔著。他們的臉上，那種施的興明顯減退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種……類似於面對一件破損傢俱時的厭煩和漠然。暴力，似乎也需要一個“合格”的承件，而一個連站穩都困難的獨臂人，彷彿降低了他們施暴的“就”和“效益比”。毆打我，不再能有效地殺儆猴，反而可能因為“過度”而導致我這件尚存一利用價值的“品”徹底報廢。這種暴力頻率和強度的降低，並非出於憐憫，而是基於一種冷酷的、重新評估後的“本核算”。
龍哥的目，則代表了更高層面的價值重估。他偶爾巡視工作間，眼神掃過我空的右袖管和只能用左手笨拙作電話的樣子，不再有之前的凌厲或審視，而是帶著一種近乎評估報廢資產般的計算。
“現在每天能完多業績？”他問站在一旁的浩哥，聲音平靜無波，像是在詢問一臺老舊機的日均產出。
“不到之前的三分之一，龍哥。主要是速度太慢，很多作完不了。”浩哥回答道，語氣裡帶著一不易察覺的輕蔑。
龍哥皺了皺眉，那表並非憤怒，更像是在權衡。“浪費電費和伙食。不過……暫時還能湊合用。盯著點，要是連最低標準都達不到了，就別佔著位置了。”
“別佔著位置了”——這句話像一把冰冷的匕首。我清楚地知道，在這裡，失去“位置”意味著什麼。要麼被扔進“娛樂部”承另一種形式的凌辱（以我現在的殘破之軀，恐怕連那裡的最低標準都難以達到），要麼，就是被列“特殊供應”名單，像那個逃跑者一樣，被拆解最後的、有價值的“零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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