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默推了推老花鏡，從自己帶來的木盒裡取出一沓手寫筆記：“我查了當年所有棉紡廠職工檔案。1998年第三棉紡廠在崗職工1247人，男職工803人，職工444人。符合‘備解剖知識’條件的有廠醫2人，屠宰場轉崗職工1人，退役軍人3人——其中2人在部隊做過衛生員。”
“劉福生呢？”陸景行問。
“劉福生，1970年生，1998年時28歲，第三棉紡廠鍋爐房臨時工，初中文化，未婚。父親早逝，母親在廠區菜市場賣菜。當年排查時，他有不在場證明——同宿舍三名工友證明他當晚在宿舍睡覺。”
“假的。”趙大勇吐出一口煙，“我看了走訪記錄，那三個工友的證詞一模一樣，連標點符號都不差。典型的串供。”
溫晚輕聲開口：“我重新檢驗了骨骼切面。切割工是普通家用砍骨刀，但下刀角度專業——第一刀在關節，第二刀才切斷骨骼。兇手對人結構很悉，但並非專業醫生，應該是自學或短期培訓過。”
“自學解剖……”陸景行喃喃道，目落在卷宗裡李秀娟的登記照上。扎著兩條麻花辮的年輕姑娘，對著鏡頭地笑。照片右下角有褪的鋼筆記號：1976-1998。
“從明天開始，重啟此案。蘇見青帶勘查組複查所有證；陳默整理當年所有相關人員現狀；林小星查劉福生及其近親屬所有電子資料；趙大勇重新走訪當年的工友和家屬；溫晚準備二次檢；夏檸協調手續，申請對劉福生及其親屬的DNA強制採集。”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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