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下緬甸的龔顯爵爺當時沒那個資格特赦，因為這次特赦是專門對文而且是重臣來的。他後來能夠恢復姓龔，是朱翊鈞給下的封賞特旨，否則他的子孫後代照樣得跟著龔顯冒名參軍的傢伙姓劉。那樣的話，已經封公爵的龔大帥得鬱悶死，此亦足可見朱元璋當初的嚴格規定有其必要。
申時行依據特旨改姓歸宗後，做了個“恩同再造”的大牌匾，連著“狀元及第”的大牌子，吹吹打打送給蘇州老徐家，並表示原意照顧老徐家的讀書種子——後來他真是怎麼做的。於是，申、徐兩家皆大歡喜。
這件事的理顯示了申時行較高的政治手腕，使他獲得時人非常高的評價：他做事謀而後，既沒有以勢人，又照顧多方利益，使一件較為複雜的事變皆大歡喜，這是宰相的才能。
但相較於梁夢龍和羅萬化，申時行的政治立場偏向保守。他多次就翰林院的事兒向朱翊鈞建言，儘管不敢阻撓變法大政，但在施政時凡遇到較為複雜的問題，老想著外甥點燈籠——照舊。朱翊鈞希閣裡面有這樣一個“反對派”，但讓他當總理大臣顯然是不合適的。
那就只剩下梁夢龍和羅萬化了。這兩個一個是“本土派”代表，一個是“海歸派”首領，能力不相伯仲，手腕不相上下，且都是較為堅定的變法派。羅萬化格有些耿介，但經過緬甸總督任上的鍛鍊，早非同日而語。能夠迅速利用馬尼拉事件就是佐證——朱翊鈞尚未想到羅萬化可能在蕭、謝二人的政事堂鈞令上做了手腳。
但從朱翊鈞的角度的來看，選定其中一個，某種程度上意味著皇帝在“海權和陸權之爭”上有了傾向，而朱翊鈞是不想做出這種選擇的。
後世的地緣政治學家麥金德和馬漢等人，分別提出了陸權和海權的概念，並被用來指導了整個十九世紀下半葉和二十世紀的政治版圖。一個普遍的觀點認為，大陸國家自然傾向陸權，如法國的拿破崙和德國的小鬍子，都以擴大版圖為己任；而一個海洋型國家如日不落帝國英國，則自然傾向於海權——他們在世界島之外，必然使用離岸平衡手來使得陸權國家形均勢。
但二十一世紀的朱翊鈞是不相信這套理論的，它也許是戰略學家在總結原時空歷史的時候，歸納出來一條貌似有道理的規律。但在冷戰結束之後，遠在世界島之外的北洲，卻有一個海陸雙權並重的霸權——它既採用離岸平衡手，又深深介大陸局勢，並在世界的心臟佈下重兵，進而在地緣上掌控了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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