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座，有句話我不知道該不該說。”
“說。”
“您給他改稿子，還給他發獎金？他可是——”秘書沒有把話說完，但意思很明白。他可是被保局追殺了大半年的通緝犯，他可是寫了《潛伏》和《懸崖》把軍統和保局罵得狗淋頭的人，他可是把吳景中送進監獄的人。
人把鋼筆回筆筒，抬起頭看了秘書一眼。那種看不是審視，也不是責備，是一種“你不懂”的看。他擺了擺手，說了一句：“你不懂。這個人有用。”
秘書張了張，沒有再問，拿著信封轉出去了。門關上了，辦公室裡只剩下人一個人。
他點了一菸，靠在椅背上，看著窗外的榕樹。樹是1949年種的，種下去的時候只有一人高，如今長到了二層樓。樹比人長得快，他每次看到這棵樹都會想起這個念頭，但從來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他在想沈逸川。那個人能寫，有讀者，有名氣。在香港，他的小說家喻戶曉；在臺灣，從老總統到普通百姓，都在看他的書；在大陸，連白公館裡的戰犯都在傳閱。殺了他容易，派個人，一顆子彈，一了百了。但殺了之後呢？那些秘還在他腦子裡——不是軍統的機，是他寫小說的本事。他的家人會到告狀，香港的報紙會天天罵保局，那些還在臺灣的老軍統會人人自危。人要的不僅僅是沈逸川的死，他要的是沈逸川的筆。
他用他的筆寫軍統的事。寫軍統抗日的事。寫戴老闆和人“英明領導”的事。那些事不全是假的，軍統確實抗過日，戴笠確實做過事，他人也確實在報工作上花了心。只是沈逸川之前只寫了暗的那一面，現在他要用錢。用材料。用力，讓沈逸川把亮的那一面也寫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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