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糧食收的時候，薩菲羅斯組織教徒進行“義務勞”，幫助這些“教會”農場收割，減了人工本。
收上來的糧食衝抵掉了貸款，那些為貸款而教的信徒很滿意，林漢本人也很滿意。因為當時的糧食在國賣不出好價錢，一點點貸款就可以得到更多的糧食，還省掉了收割的人工費，出售需要繳納的稅費。而後這些糧食全部變傳教用的救濟糧，送到城，免費發放給城裡飢的貧民。
對於那城裡來領救濟糧的貧民，薩菲羅斯教旗下的慈善工作者只有一個要求：領取聖餐麵包和食用麵包時，對著那座雙天使像虔誠地念一聲：激仁慈的加百列.薩菲羅斯大人。
雖然國政府對薩菲羅斯教這個從德國“進口”的邪教有所警惕，可是他們做的事，幾乎全是讓人讚歎的“慈善”事業，無論是從法律上還是道義上都拿他沒辦法。那些有免費“聖餐”可領的貧民、流浪者，很自然地也就加了薩菲羅斯教。而且這種做法，本又是幫助國地方政府減社會矛盾的好事，他們又如何能夠反對？
但從經濟學的角度來說，這種藉助慈善的方式，自產自銷地運作，一切幾乎全部離商品經濟的作法，對於消彌經濟危機並沒有任何好，甚至還有壞。這也是資本家為什麼寧可倒掉牛，燒掉糧食也不肯拿出來搞慈善的原因，道理很簡單：如果拿出來搞慈善，大家都等著吃白食了，商品就更加賣不掉。
林漢本人是不得國的經濟危機永遠這樣持續下去，這種違背市場經濟規律的“宗教慈善”他會一直搞下去。
和需要進口糧食的德國不同，國是個產糧大國，人口基數要比德國大得多，到1932年六月，林漢前前後後不過投了一千多萬元，招的信徒數量已超過了六百萬人，甚至超過了德國本土的信徒數。
至於投的一千多萬元，薩菲羅斯教在傳教和發起“慈善捐款”過程中，早已收回甚至還有利潤贏餘。六百多萬的信徒，平均每人為教會捐一元，那就是六百萬元，如果算上非教民的捐獻，那就更多了。趁著經濟危機在國傳教和搞慈善，薩菲羅斯教的“侵”，雖然令國本土的基督教會厭惡和不喜，但在民間和輿論宣傳中卻名聲極佳，組織的慈善籌款總能收到大量教民和外人的捐款。如果把那些被“省”掉的，信徒們自願進行免費義務勞的人工本也算進去，那簡直就是大賺特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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