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先生說:“日本軍隊進攻南京。我的哥哥投筆從戎,給駐華軍航空隊擔任英文翻譯。開始了他的職業生涯。日本人立偽政權時,我父親不知的況下,被列了偽政府的名單。他為了表明心跡,決定逃離被日本人佔領的上海。可是,這個時候,我母親因為驚嚇和勞累,病倒了。我們沒能離開上海。
“我父親以我母親生病為由,拒絕參加偽政府的一切活。後來,我父親帶著我們去了香港。那個時候的香港有很多國府要員,對於戰爭的前途,他們都很悲觀。日本特務在香港的活也很猖獗。他們主拉攏在香港避難的國府員,為他們的偽政府服務。
“我父親覺得香港不是久留之地。他決定去武漢。我們乘船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們姓埋名稍作停留,就出發去武漢。在武漢,我父親希過他在國府的朋友謀一個差事。但是,沒有功。眼看戰事蔓延,我父親決定去重慶想辦法,在那裡,他的朋友更多一些。
“去重慶的路上,我們加了逃難的人群。大部分時間,我們都是步行。在一個小鎮子上,我父親到了一個自稱是他學生的地方員。他因為仰慕我父親在法學界的名聲,挽留我們在他那裡住了一陣子。那個時候我們疲憊不堪正想找個臨時的落腳點休整。我們就在他那裡住下了。
“住下來以後,我們才知道,在那個小鎮子上,居住著不逃難路上的國府員。戰爭隨時有可能蔓延到我們的邊。誰都不知道下一刻會發生什麼。人們用花天酒地及時行樂來麻痺自己。我父親認識的一個人,在逃難的人群中買了幾個年輕人,過起了醉生夢死的日子,把那個鎮子當了安樂窩。”
陳先生說:“休整了一陣後,我們又出發了。我父親給我母親僱了一輛獨車,讓人推著走,這樣我們能走得快一些。車伕不願意走了,我父親就把他的獨車買了下來,再請人推著車走。那個時候到都是逃難的人,僱一個人很容易,也很便宜。有的時候,本不用給錢,只要給一個大餅就可以。
“沿途有一個地方發了水災。殍遍地。有的人倒在路邊,看不到一點生命跡象,不知道是死是活。有乞丐,有盜賊,有娼……,社會崩潰,道德淪喪。簡直就是人間地獄。
“我們換了普通的服,把錢到服裡。儘可能地多買一些能吃的東西。吃的東西很貴,逃難的人都買不起。他們能夠買得起的是摻了麩子的窩頭,的跟石頭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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