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讀史書，其博覽之能並不輸於王安石，他回道：“這世上的財富都是有定數的，社會上流通的貨幣就那麼多，它們不在民則在。你所謂的不加賦而國用足其實就是巧立名目奪民財，這樣做比起加賦危害更甚。桑弘羊當年就是用這種辦法來欺瞞漢武帝的，所以史書特意提到此事以鑑我等後人。”
故事說到這兒，高算是來了，可讓人疑的是王安石接下來對司馬的回應卻被人刻意地抹殺了。史書裡只說了他倆“爭論不已”四個字，但到底雙方後面又說了什麼卻是個謎。這些其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吵架”這事上面從來沒有輸給司馬的王安石這一次卻輸了，這倒不是司馬駁倒了他，而是趙頊最終一錘定音。
趙頊說道：“朕贊同司馬的意見，但這次郊祀大禮應該給兩府大臣的賞賜還是要給的，所以朕決定駁回兩府大臣的請辭，就這樣草詔吧！”
這件事是不是看上去很詭異？司馬一開始就同意這次的郊祀大禮不對兩府大臣進行賞賜，可為什麼趙頊最後還是決定要賜賞呢？而且還說什麼他同意司馬的說法？他同意的是什麼？是司馬對於社會財富的那份見解嗎？史書為何會出現這等紕？在司馬和王安石的這場辯論中被有意藏以及抹去的容又是什麼？
說到這兒我們就必要多說兩句。
《宋史》的書是基於宋朝各位帝王的實錄和起居注而，而且是由那些對王安石變法持否定態度的理學門徒而書，這意味著什麼也就不必多言了吧？另外，《神宗實錄》是在趙頊駕崩以後前後經過三次修改才最終定本，在這個過程中新黨和舊黨人士番上陣，但最後一次修改的那些人卻都是舊黨門徒，這又意味著和說明了什麼？前後三次修改皇帝的個人實錄，這種待遇在此之前只有宋朝的開國皇帝趙匡胤才“”過，而趙匡胤之所以能這種待遇是因為太宗皇帝為了凸顯自己的存在以及他兄終弟及的合理合法，那麼《神宗實錄》為何也會經歷前後三次修改呢？
答案還用多說嗎？就是為了凸顯新法的罪惡，就是為了鞭笞支援新法的那些員，就是為了讓舊黨分子顯得高大上。基於這個目的和宗旨，於是就有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有關於王安石變法的種種史料。當然，作為歷史的重要參與者甚至是不可或缺之人，王安石以及他的新法是無法被完全抹殺的，而作為史更是得時刻強迫自己做到所謂的“公正客觀和理智”，但我們其實都應該很清楚，史書沒有一本做到了完全的公正和客觀。只要是人為的書筆之作就沒有什麼客觀之說，因為我們每個人都是有個人憎的。
我們這裡之所以要說這些，目的是什麼？我們的目的在於提醒各位，對於史料裡有關神宗和哲宗兩朝的很多事我們都應該多長一隻眼睛去看，因為這一時期由史們呈現給我們的史料都未必是歷史的真實面目，或者我們所看到的並非是全貌，而是某些人對歷史畫面的蓄意擷取或蓄意修飾。關於這段時期的歷史事件和人形象描述，我個人希大家能夠不要人云亦云，而是能夠在的事件面前擁有自己獨立的見解和判斷——當然，這裡面也包括對我本人的見解和理解持完全相反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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