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轍罷之日負責為他撰寫罷制的是中書舍人吳安詩。作為舊黨的同僚，吳安詩在罷制裡對蘇轍極盡褒之詞，其中有云：風節天下所聞，原誠終是君。哲宗為此而大怒，在言虞策和郭知章的彈劾下，吳安詩從中書舍人被降為起居舍人。
呂大防因為拒絕合作而被罷相，蘇轍因為反對重啟神宗新法而被罷，哲宗這已經不是殺儆猴了，而是殺猴儆。接下來，哲宗又命蔡卞同修國史，然後又把翟思、上均、周秩、劉拯等支援他重啟新法的人提拔到言系統充作方舌。然而，相比這些人，哲宗另外提拔的那個人才是真正地讓保守派員到恐懼，此人便是時任淮南轉運副使的張商英。
張商英這個人我們已經很久沒有提到他了。作為當年被章惇極力欣賞並推薦給王安石的一代英才，張商英二十二歲中進士，三十歲就升任史，照這個勢頭髮展下去他完全有可能複製寇準當年的傳奇仕途，可惜的是此人終究還是為自己的輕狂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在神宗年間，張商英先後兩次遭重貶，等到保守派復辟時他也不過只是一個小小的開封府推，而那時候的他也已經四十三歲了。
人生已經走完半途的張商英在經歷了宦海的沉浮後此時也漸漸地丟失了那顆年心。既然自己在新黨執政時總是被針對和打，那麼在舊黨復辟的況下改投明主又有何不可呢？悲催的是，就因為他曾經被章惇和王安石賞識且在神宗年間攻擊和彈劾過舊黨人士，所以他也不為舊黨所容。儘管張商英為了能夠融新的組織而對文彥博、司馬和呂公著大加溢之詞，甚至將這些舊黨巨頭比作是當代周公，可他那狂不改的本最終還是讓他再次栽了大跟頭——他寫信給蘇軾希蘇軾能夠推薦他做言並宣稱自己要以一的浩然正氣為朝廷整頓風氣（老僧住烏寺，呵佛罵祖）。
就因為他的這句狂妄之言，當時擔任尚書右僕的次相呂公著將其貶出京城出任河東路刑獄提點。此後八年裡他又先後在河北路、江西路、淮南路輾轉奔波，當哲宗在這年將他召回京城時，張商英已經是一個五十二歲的半百老頭了。
張商英這一次得到的新職是右正言，換言之，這二十多年裡他一直在仕途上原地打轉，這種人生履歷足以讓一個人的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不過，客觀地說，張商英算不得是那類見風使舵的險之輩，即使他昧著良心對司馬等人大唱讚歌也毫沒能撼他對王安石和新法的尊崇，司馬廢除新法時他也曾經上疏極言不應對新法全盤否定。更準確地說，元佑初年的張商英之所以想往舊黨邊靠攏是因為他太想幹出一番事業和就了，畢竟當時的他已經年過不之年，他不想把自己寶貴的浪費在碌碌無為之中，而他又沒有辦法說服自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地方能吏。
哲宗的這道詔令讓張商英頗有種枯木逢春的快，他本已漸趨無力的四肢頓時重新煥發了青春的活力。有鑑於這九年來一直被執政的保守派像個玩似的在大江南北調來調去，張商英此次更是抱著一顆要為自己雪恥報仇的心態急赴京城。
一到京城，張商英還不等屁下面的椅子坐熱便給哲宗上了一道急奏：“陛下，偉大的先帝是多麼的盛德大業且又絕古今，可司馬、呂公著、劉摯、呂大防等人這些年相繼執政幾乎將先帝的事業敗壞殆盡，而且他們還對先帝及其新政公開地在各類公文裡進行譏諷和詆譭。臣懇請陛下讓臣將這九年裡上至三省下至六部以及史臺的各類封存的公告文書進行逐一核查以辨明這九年裡的正邪是非，如此方可為先帝討回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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