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先生用屈原作為榜樣，告訴同學們寫詩要傳達百姓的心聲，而茅盾先生也說，文學要深到人民群眾中間去，他們的話都讓牟坦陷深深的思索。
戰爭改變了一切，甚至西南聯大都是戰爭的產，早就不是什麼所謂的“象牙塔”。經過長沙、蒙自、昆明這一路的遷移，牟坦看到了饉、貧窮給國民帶來的墮落和麻木。他不能裝作什麼都沒看見，他覺得如今再玩些風弄月、春白雪的文字遊戲的確是有些可笑，可他也看過很多為抗戰服務的急就章之作，其立場是堅定的，聲量是震耳聾的，然而卻是空的，技巧更是糙的，那種簡單化、公式化、口號化的創作在牟坦看來，的確發揮了它宣傳抗日的功用，但很難稱之為“文學”。
牟坦從來沒有從他所的世界置事外，因為戰爭早已把殘酷的現實強行地推到了他的面前。無論是西方的拜倫和雪萊，還是國後期的“新月派”，浪漫主義詩歌對社會現實的逃避和沉醉於個人的恣意抒發在牟坦看來早已不合時宜。正是因為牟坦時刻保持高度的清醒和自覺，才會痛苦地捨棄了他曾心的浪漫主義的詩歌創作，他一直在尋求著可以重新擊中他靈魂的詩句，他希人們在他的詩中能看到真實的世界，也能看到詩人真實的心。
痛苦的尋覓讓牟坦一直在一種難以忽略的陣痛之中，這幾乎讓他想要放棄詩歌了。然而每每支撐不下去的時候，牟坦就會回憶起蒙自的那個星夜，那個跟燕卜蓀先生在老城牆上談詩的夜晚，正是那個夜晚的促膝長談，讓牟坦堅定了繼續寫下去的信念。
針對“寫不寫”的糾結，在蒙自燕卜蓀藉著三分醉意告訴了牟坦他的答案，然而牟坦沒想到的是，讓他找到真正屬於自己的詩句、告訴他“怎麼寫”的人，依舊是燕卜蓀先生。
雖然在長沙和蒙自的時候，燕卜蓀就已經開了“英詩選讀”這門課程，但教學容一直沒有涉及現代英詩，到了昆明之後，燕卜蓀開始給同學們講西方現代派的詩歌，葉芝、艾略特、奧登、狄蘭·托馬斯……一個個現代派大師的名字一下子湧了同學們的視野。
燕卜蓀先生幾乎是不會說中文的，授課以全英文為主，他一口純正的牛津音，說得又快又不清楚，好在他站到講臺上往往二話不說先寫他一黑板，方便同學們課後理解和查閱。
為了學好英文，牟坦下了很多苦功，步行團行軍途中，他把一部開明書店出版的《英漢模範字典》從頭背到尾，常年的積累給牟坦打下了堅實的英文基礎，跟許多一知半解的同學們相比，牟坦同海綿吸水一般將燕卜蓀的點評和講解一點不地盡數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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