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高老師家訪回到學校後，課堂上的日子愈發難熬。文化課上得越來越，政治活越來越多。除了數學和語文，就是一些似是而非的工農業生產知識。大多數時間，都是我這個所謂的“政治幹事”組織大家進行政治學習。可教室裡總是吵吵嚷嚷，像一鍋煮沸的粥，本無法維持秩序。同學們有的頭接耳，有的在課本上塗，有的打打鬧鬧，有的乾脆趴在桌上睡覺。
有一回，我實在氣不過，心中的委屈和憤怒像火山一樣發了。我猛地將手裡的政治書籍摔在講臺上，對著全班同學大喊：“你們學不學！老子不幹了！”說完，我頭也不回地衝出了教室，任憑後一片譁然。
那天正是寒冬臘月，北風像刀子一樣刮在臉上。我一個人在街上漫無邊際地走著，過了一個多小時我才突然發現已和家的方向南轅北轍。這時，天上飄起了雪花，我趕忙掉頭回家，心裡充滿了委屈和迷茫。我覺得自己像個傻瓜，明明付出了努力，卻換不來同學們的任何理解和尊重。
天漸漸暗了下來，我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柳條湖的家。推開門，卻發現家裡竟然有客人。母親指著坐在炕沿上、滿臉寒氣的高振大老師，驚訝地說：“你這孩子，怎麼才回來，老師找你半天了！”
我愣住了。高老師怎麼會找到這裡？他住在市區，而我家在市郊，路途遙遠，他本不認識路。
後來我才知道，那天高老師見我衝出教室，心裡又急又憂。他沒有片刻遲疑，立刻騎上那輛除了鈴鐺不響哪兒都響的舊腳踏車，頂著刺骨的寒風就出了門。
冬日的天黑得早，冷風捲著沙塵迷得人睜不開眼。高老師一路打聽，可“柳條湖”這個地名在當時的地圖上並不顯眼，加上口音偏差，他竟在縱橫錯的環城路上繞了許久。腳踏車鏈條掉了好幾次，他滿手油汙也顧不上，只焦急地逢人就問。
直到最後，高老師尋到了道路里邊的柳條湖派出所，向執勤的民警同志求助。民警同志看他一風塵，眉上都結了霜，便詳細地給他指了路，還特意囑咐了幾句燒鍋大院的標誌。高老師連聲道謝，又一頭扎進風寒中，這才終於找到了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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