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部分，尤其是那些在南下征戰中家族子弟攫取了權力、聲，或對“恢復大蒙古”抱有強烈宗教、民族懷的王公和喇嘛，則充滿了不甘與憤怒。
“俄國人把我們當什麼了？需要時給幾桿破槍，讓我們去流；談好了條件，就像扔破靴子一樣讓我們退回來？”一名年輕氣盛的王爺拍著桌子吼道。
“是啊！前線兒郎們浴戰打下的土地，難道就這麼拱手還回去？我們蒙古人的事，什麼時候全由俄國人說了算？”另一人附和。
儘管府庫空虛，再也無力向前線輸送一粒糧、一顆彈的現實如同冰冷的枷鎖，儘管理智告訴他們缺乏後勤的軍隊難以持久，但那種被利用、被出賣的屈辱，以及心深或許仍存的一僥倖——萬一前線英勇的將士們能靠最後的勇，創造奇蹟呢？——使得庫倫最終沒有向遠征軍下達明確的撤軍命令。
相反，他們以一種曖昧的沉默，暗中鼓勵著前線將領的“自主行”。或許，他們心底還殘存著渺茫的希，指遠征軍能“獨立”完那統一蒙古的未竟之夢，從而在未來的博弈中，為自己贏得更多主。
這種曖昧的態度，被前線遠征軍總司令達木丁蘇隆敏銳地捕捉並“領會”了。這位野心的將領，本就對即將到來的“和平”與收充滿牴。
庫倫的沉默，被他解讀為默許甚至期待他繼續建功。在他看來，條約簽訂，民國軍隊或許會鬆懈，而俄國顧問的撤離雖然削弱了指導，但也了一層掣肘。
此時，正是利用敵軍可能出現的短暫麻痺、搶在嚴冬完全降臨前，發起一猛烈攻勢，儘可能多地奪取土地、擴大戰果，甚至迫北京修改條約條款的最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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