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的仲春，太行山下的馬家，早已不復當年的瘡痍。村口的老槐樹愈發蒼勁，枝椏間掛著的紅綢子，是前些年村民們慶祝毒彈清理完畢時留下的。田埂上麥苗青青，河水清澈見底，孩子們在河灘上追逐打鬧，笑聲清脆得像風鈴。馬生已經年過七旬，脊背佝僂，臉上刻滿了歲月的壑，可他每天還是會扛著一把鋤頭，在山裡轉悠——不是為了巡查毒彈，而是為了守護那片埋著父親和鄉親們的土地。
這天，馬家來了一群特殊的客人。他們穿著筆的西裝，手裡拿著相機和筆記本，還有幾個金髮碧眼的外國人，跟著縣裡的幹部，徑直找到了馬生家。為首的是一個姓陳的律師，他握著馬生的手，聲音溫和卻帶著沉重：“馬老先生，我們是侵華日軍化學武害者索賠訴訟團的員，這次來，是想請您出面，為當年的害者作證。”
“作證？”馬生渾濁的眼睛裡，閃過一亮。他挲著手上的老繭，那些繭子，是當年挖地道、扛鋤頭、清理毒彈時留下的。他想起了父親痛苦死去的模樣，想起了母親和哥哥們一輩子的咳，想起了村裡那些因為毒彈致殘、致死的鄉親。這些記憶，像埋在土裡的毒彈碎片，從來沒有真正消失過。
“是的。”陳律師點點頭，從包裡拿出一沓厚厚的資料，“從1996年開始，我們就組織了全國各地的害者，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他們承認化學戰的罪行，道歉並賠償。可日本政府一直百般推諉，說什麼‘證據不足’‘戰爭責任已了結’。我們需要您這樣的親歷者，把當年的遭遇說出來，讓全世界都知道，他們犯下的滔天罪行。”
馬生的手，微微抖起來。他翻開資料，裡面是一張張目驚心的照片——潰爛的皮、扭曲的肢、害者痛苦的臉龐。還有一份份證詞，字字句句，都是用淚寫的。他的眼睛，漸漸溼潤了。這麼多年了，終於有人站出來，為他們這些害者討公道了。
“我去！”馬生猛地站起，聲音嘶啞卻擲地有聲，“只要能讓鬼子認賬，我就是拼了這條老命，也值！”
幾天後，馬生跟著索賠訴訟團，坐上了飛往日本的飛機。這是他這輩子第一次走出國門，可他沒有毫的興，只有滿心的沉重。飛機上，他看著窗外的雲海，想起了1945年的那個秋天，父親拿著那個墨綠的鐵桶，在院子裡倒下的場景。他攥了拳頭，心裡默唸著：爹，娘，哥，我替你們去討公道了。
東京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莊嚴肅穆。馬生坐在原告席上，看著對面的日本政府代表，他們穿著筆的西裝，臉上帶著冷漠的神。當法讓他陳述證詞時，馬生深吸一口氣，緩緩開口。他從1945年父親撿到毒彈說起，講到父親渾潰爛、痛苦死去，講到母親和哥哥們落下終殘疾，講到這些年村裡不斷有人因為毒彈碎片害。他的聲音不大，卻像一把錘子，一下下敲在在場每個人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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