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元年的春天，是在北伐大軍的轔轔車馬與獵獵旌旗中到來的。金陵城的登基慶典餘韻猶在，但帝國的中樞已如同上的發條，將全部的力和資源，投向了廣袤而沉鬱的北方。
徐達為徵虜大將軍，常遇春為副將軍，統兵二十五萬，自應天誓師北上。檄文所至，宣稱“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其勢如破竹。山東、河南等地的元軍守將，或風歸附，或一即潰。北伐的捷報，如同春風中的柳絮，不斷飄回金陵，落在武英殿那張日益確的天下輿圖上。
李承澤中書省，能最直觀地到這場規模空前的軍事行，對新生帝國帶來的巨大力。糧秣、軍械、餉銀、民夫……每一項都需要的計算和高效的排程。昔日應對陳友諒、張士誠的戰爭，與如今支撐一支遠離基、深敵境的大軍團作戰相比，其複雜和艱難程度，不可同日而語。他常常與李善長等人工作至深夜，核算錢糧，擬定轉運章程，理北方新附州縣的急報。
然而，與後勤的繁重相比，更讓李承澤心到一種微妙震的，是隨著北伐軍一路高歌猛進，不斷傳回的那些關於北地風貌與人心的描述。
這一日，他收到一份來自北伐軍幕僚的詳細稟報，並非軍，而是沿途見聞。文中描述，大軍進中原，所見城池殘破，田野荒蕪，與江南的繁庶形鮮明對比。更令李承澤目驚心的是文中提及的“人煙稀，百不存一”、“白骨於野，千里無鳴”的慘狀，以及民“初見我師，皆驚恐走匿，後見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始有簞食壺漿者，然神猶帶驚疑”。
這些文字，與他自所讀聖賢書中“華夏故地”、“禮樂之鄉”的想象，相差何止千里！他想起洪武帝登基前，與他討論“天命在野”，討論“拯生民於水火”。如今，這“水火”二字的殘酷真相，正過這一紙文書，淋淋地呈現在他面前。北地民，在異族百年統治與連年戰下，承了何等深重的苦難？他們對這支打著“恢復中華”旗號的南方軍隊，又懷著怎樣複雜的戒懼與期盼？
他將這份文書整理後，連同其他急軍報，一併送武英殿。
殿，洪武帝朱元璋正與李善長、劉基（伯溫）等重臣議事。北伐的順利，並未讓這位新帝有毫鬆懈，他眉宇間的沉鬱之，反而似乎更加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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