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朝的,在最初的幾年裡,似乎總是帶著開國之初特有的明淨與熱烈。大封功臣的盛典餘韻未絕,帝國的機在洪武帝朱元璋不知疲倦的驅下,高效運轉著。北伐的烽火雖未完全熄滅,但重心已逐漸從軍事征服轉向部建設。《大明律》的頒行,黃冊與魚鱗圖冊的編撰,學校的興辦,水利的修繕……一系列旨在鞏固統治、恢復民生的政策,如同春雨般灑向這片飽經創傷的土地。
李承澤在中書省的職位上,兢兢業業,親參與著這些制度的草擬與推行。他時常能到洪武帝那近乎苛刻的勤政,以及對於僚系效率與廉潔的極致追求。任何貪腐、怠政的跡象,都會引來最嚴厲的懲。帝國的,正在以一種強的方式,被塑造得紀律嚴明。
然而,在這看似井然有序的表面之下,李承澤也約察覺到一不同尋常的張。皇帝對於昔日老兄弟的態度,似乎發生著某種微妙的變化。朝會之上,洪武帝依舊會聽取徐達、李善長等人的意見,但決策愈發乾綱獨斷。偶爾,他會對一些功臣宿將家中的僭越之舉、部曲的驕橫,流出不加掩飾的不悅。那種在功臣樓宴會上曾一閃而過的審視目,如今出現的頻率,似乎越來越高。
這種不安的預,在洪武十三年春天,以一種極其猛烈和殘酷的方式,化為了現實。
導火索,源於一個看似並不起眼的人——胡惟庸。
胡惟庸是定遠人,早年便追隨朱元璋,以幹練和善於揣上意而逐漸得到重用。在李善長致仕後,他接任中書省左丞相,位極人臣,權勢熏天。其門下投靠者甚眾,結黨營私,許多朝廷員的升遷黜陟,往往需經其手,甚至一些重要的軍政事務,他也敢先行決斷,事後才稟報皇帝。朝野外,皆知有胡丞相,而不知有皇帝之勢,漸尾大不掉之局。
李承澤在中書省,對胡惟庸的專權跋扈,尤為深切。許多本該直送前的文書,被胡黨截留;一些正直敢言的員,遭到排打。他曾因堅持按律法程式理一份涉及胡黨親信的奏章,而被胡惟庸當庭訓斥,險遭構陷。那種烏雲頂般的窒息,讓他時常憶起濠州城孫德崖、趙均用專權時的景象,只是如今的對手,權勢遠勝往昔。
他並非沒有想過向皇帝進言,但胡惟庸聖眷正隆,耳目眾多,貿然行,無異於以卵擊石。他只能將憂慮深埋心底,更加謹言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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