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四十五年的冬天，格外寒冷。西苑萬壽宮的丹爐，終究未能煉出不死的仙藥。在服用了方士王金等人進獻的“金丹”後，明世宗朱厚熜的病急劇惡化，於十二月庚子日駕崩，結束了他長達四十五年，充滿爭議與玄修彩的統治。
隨著這位執拗皇帝的離去，一個時代落幕了。被嘉靖皇帝囚於詔獄的海瑞，在聞聽大行皇帝詔（由徐階草擬，容包含反省齋醮、土木之弊，赦免言事得罪諸臣）後，悲慟絕，將之前所食之盡數嘔出，昏厥於地。他哭的，或許並非那個囚他的帝王，而是那份終究未能實現的、致君堯舜的渺茫期。
在徐階、張居正等大臣的擁立下，嘉靖皇帝第三子裕王朱載坖即位，改元隆慶，是為明穆宗。這位長期生活在嚴嵩影和父親猜忌下的新君，格寬仁溫和，與其父的剛愎多疑形了鮮明對比。他即位之初，便展現出革故鼎新的氣象。他釋放了海瑞等因言獲罪的員，罷除齋醮，將方士王金、申世文等人下獄論死，驅逐宮中的道士，並詔令群臣“盡斥弊政，昭示維新”。
然而，擺在隆慶皇帝和以徐階為首的閣面前的，是一個經過嘉靖朝數十年折騰後留下的爛攤子：國庫空虛，吏治因循，邊患未寧，南倭北虜，侵擾不息。尤其是東南沿海，自嘉靖中期“倭”大起，雖經胡宗憲、戚繼、俞大猷等將領力剿，但寇患並未除，時起時伏，嚴重威脅著沿海地區的安全與貿易。
隆慶皇帝深知，要穩定局勢，充盈國庫，必須找到解決倭患與邊患的治本之策。他即位後，重用高拱、張居正等務實幹練的大臣，調整對外政策。其中，最開創和深遠影響的決策，莫過於在福建巡涂澤民的建議和閣的支援下，於隆慶元年（1567年）正式宣佈，解除實施了近兩百年的大明海，允許民間私人遠販東西二洋，史稱“隆慶開關”。
這道詔令，如同在封閉的堤壩上打開了一道閘門。此前，明朝長期實行“片板不許下海”的嚴厲海政策，雖在永樂年間有鄭和下西洋的壯舉，但那僅是方行為，民間海外貿易一直被嚴格止。然而，巨大的海外需求（尤其是中國的綢、瓷、茶葉）和沿海百姓迫於生計的冒險，使得走私貿易屢不止，甚至演變武裝走私集團，與倭寇勾結，釀巨患。所謂“倭寇”，實則多為中國沿海商人、漁民與部分真倭混合而。
“隆慶開關”並非完全放任自由，而是實行一種有限度的開放。朝廷在福建漳州月港（今福建海澄）設立“督餉館”，負責管理私人海外貿易並徵收關稅。商民需申請“商引”（類似許可證），繳納“引稅”（特許費）和“水餉”（據船隻大小徵收的關稅）、“陸餉”（據貨價值徵收的關稅）後，方可出海貿易。貿易範圍主要限定於東西二洋（東洋指菲律賓、日本等地；西洋指東南亞、印度洋沿岸），仍止前往“倭國”（日本）。
儘管如此，這一政策的轉變，意義極其重大。它標誌著明朝統治者終於認識到，單純依靠堵截無法解決沿海問題，唯有因勢利導，將民間海上力量納朝廷管理的軌道，才能既消弭寇患，又增加財政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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