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四十八年，是一個充滿死亡與新生的年份。在位長達四十八年的明神宗朱翊鈞，在經歷了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長期怠政後，終於走到了生命的盡頭。七月二十一日，這位飽爭議的皇帝駕崩。按照詔，那位在“國本之爭”中歷盡坎坷、戰戰兢兢做了近二十年太子的朱常，於八月初一即位，改元泰昌，是為明宗。
朱常的即位，曾給朝野帶來一微弱的希。他長期生活在抑與恐懼之中，深知朝政積弊，甫一登基，便展現出了與其父截然不同的姿態。他下令罷免了萬曆朝為禍最烈的礦監稅使，試圖扭轉財政搜刮的惡政；他撥發帑（皇帝私人庫藏）犒勞邊軍，以緩解九邊軍餉短缺的燃眉之急；他重新起用了一批在萬曆朝因建言而被罷黜的員，如鄒元標、王德完等，試圖重新整理吏治，一新朝政。這些舉措，雖然只是初步的撥反正，卻也讓久經沉悶的朝堂為之一振，史稱其時有“眾正盈朝”之象。
然而，這縷中興的曙，僅僅持續了不到一個月，便驟然熄滅。泰昌皇帝的狀況本就欠佳，加之登基前後政務繁忙，或許還有長期神抑導致的虛弱，他很快便病倒了。
此時，一個關鍵人登場了。司禮監秉筆太監兼掌藥房太監崔文昇，命為皇帝診治。崔文昇原是鄭貴妃宮中的親信太監，他的背景讓外界，尤其是與鄭貴妃及其子福王朱常洵勢力對立的東林黨人，充滿了疑慮。崔文昇診斷皇帝為“邪熱蘊”，開出了瀉藥。泰昌皇帝服下後，一晝夜腹瀉三四十次，狀況急轉直下，瀕臨危殆。
崔文昇的用藥，立刻在朝中引起了軒然大波。東林黨員，如給事中楊漣、史左斗等人，強烈質疑崔文昇的機。他們認為，皇帝縱使患病，也非實熱之症，崔文昇使用猛烈的瀉藥，無異於弒君。他們直接將矛頭指向了昔日的政敵——鄭貴妃集團，懷疑這是鄭貴妃指使崔文昇，意圖謀害新君，以便為其子福王朱常洵再度謀求皇位創造機會。一時間，“庸醫誤用瀉藥，其背後必有指使”的輿論甚囂塵上，宮廷外充滿了猜疑與張的氣氛。
就在皇帝生命垂危、朝局紛擾之際，又一個戲劇的人出現了。鴻臚寺丞李可灼，自稱有“仙丹”可治帝疾。病急投醫的泰昌皇帝，或許是在絕中看到一希，不顧首輔方從哲等大臣的勸阻，堅持要服用此藥。八月二十九日，李可灼進獻一粒紅藥丸。皇帝服下後，自稱覺“暖潤舒暢，思進飲膳”，病似乎有所好轉，並高興地稱李可灼為“忠臣”。這更助長了李可灼的膽量，在皇帝的催促下，他又進獻了第二粒紅丸。
然而，這第二粒紅丸，卻了催命符。泰昌皇帝在服下第二粒紅丸後，於九月初一五更時分，突然駕崩，在位僅僅二十九天。
皇帝的死，如同在滾沸的油鍋中潑冷水，瞬間引了朝堂。一位登基僅月餘、剛剛開始推行新政的皇帝，在服用了來歷不明的“紅丸”後暴斃，這無論如何都難以用正常的病故來解釋。東林黨人抓住此事，發了猛烈的政治攻勢。他們將崔文昇的“瀉藥”與李可灼的“紅丸”聯絡起來，統稱為“醫藥黨”，認定這是一場有預謀的、針對新君的弒逆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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