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華章_第248章 思想流變(1)

作者:荊益·3個月前

崇禎十五年深秋,餘姚黃家祠堂香菸繚繞。三十四歲的黃宗羲跪在父親黃尊素的靈位前,手中捧著剛剛完稿的《明夷待訪錄》第一卷。這部書他寫了七年,七年前父親因彈劾魏忠賢被閹黨害死,他立誓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為這個即將傾覆的王朝尋找病

“父親,”黃宗羲低聲說,“兒子今日終於明白,我大明之病,不在閹宦,不在流寇,不在邊患,而在人心,在思想,在這二百七十六年形的牢籠。”

祠堂外秋風蕭瑟,院中古柏沙沙作響,彷彿歷代先賢在回應。黃宗羲起走到窗前,著餘姚的山水,思緒卻飛到了更廣闊的時空。

他想起年時在紹興證人書院聽劉宗周講學的景。那時劉先生講“慎獨”,講“誠意正心”,滿座學子如沐春風。可黃宗羲總覺得哪裡不對——當北方流民易子而食,當遼東烽火連天,當朝堂黨爭不休,士大夫們卻還在爭論“心即理”還是“即理”,這難道不是一種逃避嗎?

“先生錯了,”黃宗羲喃喃自語,“我們都錯了。”

這“錯”,要從王明說起。

正德三年,王明在貴州龍場悟道,提出“心即理”、“致良知”、“知行合一”,一舉打破程朱理學二百年的統治。明心學如驚雷破空,迅速風靡天下。泰州學派、江右學派、浙中學派……門人弟子遍及朝野,連徐階、張居正這樣的權臣都深影響。

心學解放了思想,這是好事。可黃宗羲現在覺得,它解放得過了頭。當士人整天談論“吾心即是宇宙”,當“滿街都是聖人”為口頭禪,當“頓悟”代替苦讀,“空談”代替實務,這個學說就從良藥變了毒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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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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