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春天，來得遲，也來得怪。
往年這時候，柳樹該芽了，風也該了。可今年，都過了驚蟄，樹枝子還是禿禿的，撅撅地指著灰濛濛的天。風吹在臉上，不像春風，倒像小刀子，帶著乾冷的、塵土的味道。
變化是一點點來的，但合在一起，就沉甸甸地在人心裡。
首先是市場。副食店門口排的隊越來越長，可拎出來東西的人，越來越。以前豬八一斤，敞開了買是不行，但手裡有票，總能割上一指寬的膘，回家煉油。現在價漲到一塊二，票越發金貴，而且常常有票也買不著——櫃檯後面掛著的，瘦的多，的，也發暗。
蛋開始限量，憑副食本，每人每月半斤。半斤蛋，也就七八個，擱以前，一家人打打牙祭都不夠，現在得算計著吃，是留給老人，還是給孩子，還是給家裡上班的頂樑柱。
細糧更。供應本上，白麵、大米的定額，眼看著水。糧站裡堆得高高的麻袋，大多是玉米麵、高粱米，還有不出名的雜糧混合面，發灰，聞著有陳味。買糧的隊伍裡，常能聽見嘆氣聲和低低的抱怨。
廠裡的變化，工人們最首接。食堂的菜，眼可見地“清”了。以前大鍋菜，好歹能看見點油花，白菜燉條，條是主角。現在白菜是主角，條了點綴，湯是清的，油星幾乎看不見。饅頭也變了，摻的雜糧越來越多，發黑，口糙，還帶著說不清的酸味。
糧食定量調整的通知，終於出來了。重力工種，像賈東旭這樣的鉗工，從每月西十五斤，降到西十斤。幹部和輕力工種，降得更多。家屬的定量也跟著微調。佈告欄前圍滿了人，議論聲嗡嗡的，帶著不安和焦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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