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拿起青龍縣警方的一份調查報告，裡面提到走訪村民時，不老人確實提到靠山屯早年有祭拜山神的風俗，但幾十年前就基本廢止了，年輕一代大多不信。報告認為，可能是某些人利用殘存的迷信觀念搞鬼。
“利用……”林知墨捕捉到了這個詞。如果是有意利用，那麼目的何在？製造恐慌？掩蓋罪行？還是兩者皆有？
他重新審視三個死者的基本資訊：趙大牛，38歲，採石匠；孫滿倉，42歲，種地兼採山貨；錢旺，45歲，木匠。都是靠山屯的普通村民，家境一般，社會關係主要在本村。從表面看，三人之間除了同村，沒有明顯的首接關聯。
死亡方式：墜崖、毒蘑菇、急病。都是可以偽造或發的“意外”或“自然死亡”。如果真是謀殺，兇手非常狡猾，選擇了不易留下首接暴力證據的方式。
而現場留的泥塑和符號，就像是兇手故意蓋上的“神秘郵”，將死亡事件導向“山神索命”的迷信解釋，從而干擾偵查方向。在九十年代中期偏遠閉塞的山村，這種干擾可能非常有效——連警方都傾向於認為這是愚昧行為而非罪案線索。
“這不是山神收祭品，”林知墨低聲自語，目銳利，“這是有人在扮演山神，或者，至是想讓所有人相信是山神在做事。”
他合上卷宗，對王銳說：“這個案子，不像我們之前遇到的任何一起。它發生在特定的文化環境（偏遠山村）和社會認知（殘存迷信）背景下。兇手很可能深諳此道，或者至了解如何利用這種環境。那些符號和泥像，是破綻，也是線索。我們需要更專業的民俗學知識來解析這些符號的來源和含義，或者確認它們本就是胡編造。同時，我們需要了解靠山屯部的人際關係、利益糾葛。三個壯年男非正常死亡，絕不可能毫無緣由。”
“林老師，您覺得是他殺？”王銳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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