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副總，同志們，”蘇永強的聲音帶著一種刻意放緩的、沉痛的節奏，出與年齡和地位不相稱的虛弱，“南樂發生這樣的惡事件，釀如此慘痛的悲劇，作為省委班長，我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
他停頓了一下，彷彿在積蓄力量，也象是在等待這番話在每個人心中沉澱。
“首先，是我駕馭全域的能力不足，對省一些深層次矛盾和風險的嚴峻、複雜，估計不足，判斷失誤。尤其是在離開北川，去京都看病期間，沒能更好地統籌好班子的力量，沒能及時發現並糾正工作中出現的偏差。”
他這番話，看似把責任全攬在自己上，姿態低到了塵埃裡，卻巧妙地將“班子力量”“工作偏差”這些模糊的概念點了出來。
接著，他話鋒極其細微地一轉，象是無意間的補充，“我承認，我年紀大了，力不濟，思想上也有些求穩怕，總想著‘穩定倒一切’，希能用更溫和、更循序漸進的方式來解決北川積累下來的問題。對於一些……嗯……更突破的改革思路和力度較大的政策調整，雖然在原則上支援，但在落實的節奏和力度的把握上，可能……沒能很好地結合我們北川發展階段和基層的實際承能力。”
他始終沒有提鄭國濤的名字，但“更突破的改革思路”“力度較大的政策調整”“沒能結合北川實際”，這幾個片語像幾無形的針，輕輕地、卻準地扎向了坐在他旁邊的鄭國濤。
蘇永強最後長長地嘆了口氣，疲憊地說：“說到底，還是我的工作沒做好，姑負了組織的信任，也給高副總您添了麻煩。我接組織的一切批評和理。”
他把“球”踢了出去，用的是一種近乎自殘的方式。他用自己的“老邁”和“求穩”作為盾牌，將“激進”與“離實際”的標籤，穩穩地在了鄭國濤主導的政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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