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班的第一個月，北京的非典疫剛剛結束。
整個城市還籠罩在一種劫後餘生的氛圍裡。地鐵裡的人還戴著口罩，超市裡的消毒水味道還沒散盡，電視裡每天都在播報最後的病例清零。街上有些店鋪還關著門，玻璃上著“暫停營業”的白紙，有的己經了幾個月，字跡都褪了。
公司的同事們在聊非典期間的事。有人說他被隔離了十西天，每天有人送飯，但不能出門，快憋瘋了。有人說他的一個朋友染了，住了兩個月醫院，瘦了三十斤。有人說那段時間北京像一座空城，從來沒有那麼安靜過。
我聽著他們說話，不上。非典最嚴重的時候，我還在省城，在學校裡。學校封了，不讓進出，每天量溫，填表格。我們幾個男生在宿舍裡打牌、看碟、吹牛，日子過得渾渾噩噩。那時候我唯一擔心的，是在北京。北京是重災區，一個人在那裡，不知道好不好。
我給打過電話。空號。我給發過郵件。沒有回覆。我在網上搜的名字。什麼都沒有。
那段時間，我每天晚上都失眠。躺在床上，盯著天花板上的裂，想著。想會不會被染，想有沒有口罩，想是不是一個人待在出租屋裡，害怕得睡不著。
後來非典結束了。還活著。我鬆了一口氣，但同時也意識到一件事——活著，但不想讓我知道。換了號碼，不回郵件，不接電話。從我生命裡徹底消失了。
我花了很長一段時間接這個事實。然後我畢業了，然後我來了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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