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明此刻正於繁忙的工作之中，但他並沒有因此而放棄自己對知識的追求和對生活的熱。在工作之餘，他充分利用閒暇時間，踏上了周邊旅遊的征程。每到一新的地方，他都會用心去當地獨特的風土人，將那些好的瞬間深深地印刻在腦海裡。然而，即便是在盡旅途樂趣的時候，五明也始終沒有忘記自己即將面臨的本科學考試。
回到住所後的夜晚，當城市的喧囂漸漸沉寂下來，五明便會坐在書桌前，翻開那一本本厚重的教材和參考書籍，認真地複習著每一個知識點。他時而眉頭鎖，思考著複雜的數學公式；時而筆疾書，記錄下重點容。除了常規的複習之外，五明還堅持撰寫讀書筆記，不斷總結歸納所學所得。
這天，五明像往常一樣開始書寫讀書筆記。他的筆落在紙張上，緩緩流淌出關於文章寫作方面的見解：“文章的聚材取事、命題煉意以及謀篇佈局等工作無疑是整個準備階段至關重要的環節，可以說是核心部分。但與此同時，我們也絕不能忽略掉另一個關鍵要素——確定寫文章的‘裁’以及斟酌文章表現‘技法’的合理選用。這兩者就如同飛鳥之雙翼、車之兩一般，相輔相，缺一不可。只有做到全面兼顧，才能真正創作出一篇優秀的文章。”
五明曾經闡述過這樣一個觀點，即在進行文章創作之前，首先需要明確“裁”方面的問題。這裡所說的文章的“裁”，實際上指的是其“式”或者說“樣子”，也就是一篇文章最終所呈現出的那種“整狀貌”。
遙想世界上出現第一位撰寫“文章”之人時，或許在他的腦海當中兒就不存在任何關於“文”的概念。當他拿起筆準備創作的時候，僅僅只是想要將心深那些最為表達的話語記錄下來，亦或是迫不及待地向他人傳遞自的某種思想以及罷了。然而，就在他功地把這些話語書寫出來之後，並且使得這些思想和得以清晰而又完整地傳達出去之時，那麼，原本那些簡簡單單的“話”，還有那些深藏於心底的“思想”與“”，便會在不知不覺間擁有了屬於它們各自的“形”，進而獲取到了獨特的展現“形式”。正因如此，可以毫不誇張地講，但凡存在“文章”這種東西，那麼相應的文章必然都會備它自獨有的“裁”特徵。正所謂“意完”，“文法立”，自古以來便是這般道理。至於對各種不同型別文章的“裁”予以分類，則是相對而言稍微滯後一些才發生的事了。要進行這種“文”劃分的工作，至需要備以下兩個重要條件：其一，所涉及的“文章”必須已經被撰寫得相當繁多且繁雜，不僅數量眾多，而且品類各異。只有當存在如此富多樣的作品時，才能夠形分類的客觀基礎。如果只是寥寥數篇或者型別單一的文章，那麼就難以進行有效的分類。其二，還需人們對於這些“文章”有著切實的學習或者研究需求。假如沒有這樣的需求，不對它們進行分類將會導致諸多不便。例如，無法方便地對各類文章進行揣和比較，也就不利於相關領域的進一步發展與提高。正是基於這樣的原因，“文”劃分這種專門的“學問”方才應運而生。
據五明所述，最早對文章進行分類的人乃是曹丕。他在其所著的《典論·論文》當中明確指出：“夫文字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合宜理，銘誄尚實，詩賦麗。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備其。”也就是說，雖然所有文章從本質上來說是相同的，但在表現形式等細節方面卻存在著差異。其中，奏議和上書之類的文應當注重文雅莊重，書籍論述則適宜合乎道理邏輯，銘刻和誄文更傾向於追求真實可信，而詩歌和辭賦則以華麗優為佳。由於這四類文各自有不同的特點和要求，所以擅長某一類文寫作的人往往會有所偏重；唯有那些博學多才、通多種文的人，才能夠全面掌握並運用各種裁來進行創作。
曹丕所說的這番話蘊含著極為深刻且富有見的三層含義。其一，他旗幟鮮明地指出，世間所有的“文章”本質上皆是“本同”的。也就是說，無論是何種型別、何種題材的文章，其在所遵循的總規律以及本的神實質都是一致的、相通或者相互貫通的。當然，不可否認的是，這些文章之間存在著一定的差異，但這種差異僅僅侷限於細微末節之，也就是所謂的“特點”方面的些許不同罷了。不得不說，曹丕此觀點極合理和說服力。
其二，曹丕獨慧眼地將文章劃分為“四科”，並且準扼要地闡述了每一類文章各自獨樹一幟的顯著特。例如，“奏”與“議”這類文，鑑於乃是臣子向君主進言陳事之用，故而必須備典雅、莊重之氣質；而“書”和“論”呢，則因其主要是針對事理展開深剖析與闡釋，因此應當著重於邏輯清晰、條理分明；再看“銘”與“誄”，因為它們承擔著記述功勳或是祭奠悼念等重要使命，所以務必做到真實無誤、準確可靠；最後談到“詩”和“賦”，由於其主要功能在於抒發以及描繪事，自然而然就應該追求文辭優華麗、注重修辭藻飾。令人驚歎不已的是，曹丕僅用簡簡單單的“雅”“理”“實”“麗”四個字，便將這“四科”（共計八種文）的文章特點及相應要求高度凝練地概括了出來，實在是簡潔明瞭到了極致！其三在於他指出這些各不相同的“四科”文章，對於常人而言，幾乎不可能做到每一樣都知於心，並且能夠練地撰寫每一科目的文章。唯有那麟角般存在的數“通才”之人，方能備這種能力，將各種裁的文章信手拈來。如此觀點無疑是相當客觀且求真務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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