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拓斂眉凝思，續道：
“其二，儒教重農抑商的思想，貫穿歷代，將農業視為本，將商業視為‘末業’，打商人地位，限制商業發展，這也導致華夏後世在商品經濟、海外貿易的發展上逐漸滯後於歐羅。”
“其三，儒教過度注重傳統禮教，推崇‘祖宗之法不可變’，這種保守在後世逐漸凸顯，使得華夏在面對西方工業文明、科技進步時，難以快速適應，出現了固步自封的局面，也讓華夏的發展陷了短暫的停滯。”
“除此之外，儒教最突出的侷限，在於其極強的排他，自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之後，這種排他便被不斷強化，為儒教發展的一大桎梏。”
王拓語氣加重，進一步補充，續道：
“當年董仲舒向漢武帝進言，主張‘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便是要將儒教確立為唯一正統，摒棄其他諸子百家的思想，從此儒教便佔據了華夏思想領域的絕對主導地位，容不得其他思想與之分庭抗禮。這種排他，使得先秦時期‘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盛況不復存在，道家、法家、墨家等諸子思想雖未徹底消亡，卻被邊緣化，只能在民間悄然流傳，無法再進朝堂、影響王權治理，更無法與儒教相抗衡。”
“遠的不說，就說本朝之前的明代，儒教的排他更是達到了頂峰。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推崇程朱理學，將其定為科舉考試的唯一準則，下令天下學子只能研習程朱理學，不得研習其他思想學說。”
年抬眸，語氣沉重道：“甚至將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視為異端，下令刪改《孟子》典籍，將其中不利於君主統治、與程朱理學相悖的言論盡數刪除，這便是儒教排他與王權結合後，對思想的殘酷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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