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人向來有個積重難返的病，便是“窮大方”，凡事先講面排場，先爭天朝上國的虛名，再論實際利弊得失，哪怕裡掏空家底、民生凋敝，表面上也得撐著風無限的架子。這也是朱翊鏐自登基以來，夙興夜寐、一心想要扭轉的百年積弊。
大明朝自詡天朝上國，奉“懷遠人、恤藩屬”為圭臬，最是好面子、重虛名。凡藩屬國有難，必傾國相助；凡外邦來朝，必厚賞饋贈，賞賜之厚，往往數倍於貢品價值，只求彰顯宗主威儀，卻從不算計背後的國力損耗、百姓疾苦。
遙想原先歷史時空，萬曆年間朝抗倭，為護藩屬朝鮮，大明舉全國之力出兵馳援，前後足足打了八年。這八年裡，數百萬石軍餉糧草源源不斷運往朝鮮三千里江山，將士浴戰，死傷不計其數，首接耗費國庫白銀八百餘萬兩。再算上沿途漕運損耗、糧草徵調擾民、軍械打造耗費、傷兵卹安置等間接開支，整損耗起碼高達兩千餘萬兩。
這筆天文數字，生生把本就因張居正改革稍有起、卻遠稱不上充盈的國庫徹底打空。此後數年，朝廷財政捉襟見肘，不敷出，連九邊重鎮的邊軍糧餉都時常拖欠，士卒飢寒迫，軍心浮，最終埋下了遼東糜爛的禍。可即便如此，當時朝堂上下還以“天朝上國護佑藩屬”為榮，文清流口稱頌，武將勳貴爭赴疆場，從沒人去細算這背後的民生疾苦、國力虧空，更沒人質疑這般“打腫臉充胖子”的做法是否值得。在朱翊鏐看來，這種為了虛名耗空實底的行徑，實在是得不償失，是禍國殃民的迂腐之策。
所以此番出兵南洋，討伐西班牙紅夷，朱翊鏐便是要開一代先河，徹底打破這“窮大方”的舊例，定下“誰益、誰出資，誰求援、誰籌餉”的務實規矩，絕不再讓大明做獨自扛下所有損耗、白白付出的冤大頭。
下南洋討伐西班牙人，助呂宋復國，驅逐西洋蠻夷，益最大的是誰？是呂宋，是那些飽紅夷欺、國土隨時可能被侵佔的南洋藩屬國，是那些依賴海貿生存、卻被民者阻斷商路的南洋百姓。既然益的是他們，那便該讓南洋諸國出錢、出、出力、鼎力相助，承擔相應的軍資與損耗。大明出兵，是盡宗主國之責，是行討伐不義之舉，卻絕無義務獨自承擔所有代價。
往後再遇倭寇侵擾朝鮮，需大明出兵馳援，那便讓朝鮮出錢、出糧、出丁、出馬。朝鮮國力不濟，國庫空虛，拿不出足夠白銀？無妨，有礦便以礦產抵償，有良馬便以馬匹充數，有沃土地便劃作大明軍需補給之地，甚至是青壯勞力亦可，皆能按價折算軍資，一分一釐都不能。
如今大明正值大興土木之際，通州新城營建、遼東軍屯開墾、南北漕河疏浚、沿海碼頭修繕、大沽口炮臺修築，都缺人手，都要耗費錢糧。南洋諸國、朝鮮送來的青壯民夫、能工巧匠，正好能補上國用工缺口，既解了軍資之困，又助了國基建，以藩屬之力，大明之事，一舉兩得，互利互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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