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安客棧”二樓東頭的房間，在上午清冷的日下，顯得格外空寂。窗外小天井裡，那隻瘦貓己不知去向，只留下幾片枯黃的梧桐葉，黏在溼漉漉的青石板上。林曉反手閂好門，將文瀾給的那個藍布包袱隨手放在桌上，與那個沉默的牛皮手提箱並排。他沒有立刻去拆看包袱裡的“時文集和地理圖冊”，而是褪下呢子大搭在椅背，走到窗前，過窗紙的隙，靜靜著那一方被高牆切割出來的、灰濛濛的天空。
晨間遭遇的片段，如同走馬燈般在腦海中回放：碼頭巡捕審視的目、袖中銀元冰冷的、“灰老鼠”堵路時毫不掩飾的惡意、文瀾適時出現時那份看似溫和實則不容置疑的掌控……每一幅畫面，每一句話語，都像一塊沉重的磚石，壘砌在他心頭，構築一個越來越清晰、也越來越令人窒息的現實困境。
他坐回木椅中，微微後仰，閉上眼睛。並非疲憊，而是需要一種極度的專注，來梳理這紛如麻的局勢。
首先，是自的危險評估。 文瀾所言非虛，自己這個“南洋歸國華僑”的份，在1895年的上海租界，確實了一個顯眼的靶子。巡捕房的例行留意尚在可控範圍，但“灰老鼠”的出現，意味著更蔽、更不擇手段的勢力己經注意到了自己。他們是誰的人？上海道臺衙門？兩江總督的探？還是與外國勢力勾結的本地幫會？目的又是什麼？是懷疑自己與革命黨有染，還是單純覺得一個“無”的歸僑是塊可以敲詐甚至裁贓的？無論哪種，都意味著人安全到了首接威脅。孤一人，無親無故，在這種灰地帶的暴力面前，幾乎毫無反抗之力。文瀾的“庇護”承諾，雖然機不純，但在眼下，或許是唯一一張能暫時唬住“灰老鼠”的虎皮。
其次，是文瀾及其背後革命黨的真實意圖與能力。 文瀾展現出的，是一種混合了理想主義激與不切實際冒險傾向的特質。他堅信事業的正義與迫，為此可以不惜代價，包括利用乃至“綁架”像自己這樣的陌生人。他們的“周計劃”，在親眼見過碼頭海關那看似鬆散實則暗藏殺機（特別是對書報）的檢查流程後，林曉深表懷疑。一次功的運，需要天時（檢查間隙）、地利（可賄賂的關員）、人和（可靠的部接應、無懈可擊的偽裝、絕對鎮定的執行者），缺一不可。而以文瀾等人可能備的資源和人脈，要同時滿足這些條件，難如登天。更大的可能，是抱著僥倖心理，行險一搏。自己若參與其中，大機率會為計劃失敗時的替罪羊或犧牲品。
然而，徹底拒絕文瀾，立刻就會失去這層脆弱的“庇護”，將自己完全暴在巡捕房的懷疑和“灰老鼠”的惡意之下。 在租界，一個被革命黨“放棄”或“指認”的可疑分子，其下場可想而知。文瀾昨日那番關於“行跡可疑”“下獄究查”的暗示，絕非空言恫嚇。
那麼，虛與委蛇，假意應承，然後在執行中做手腳，讓計劃“自然”失敗？ 比如，故意在海關檢查時出破綻，或者“不小心”丟失部分書籍？這需要極其妙的作和演技，且必須確保失敗的責任不會歸咎於自己，而是看起來像意外或對方計劃的固有缺陷。在文瀾等人全程參與或監視下，做到這一點難度極高，風險不亞於首接執行任務。一旦被識破，將同時得罪革命黨和可能因此被驚的府，死路一條。
向府“自首”或舉報？ 這無異於與虎謀皮。且不說自己無法取信於府，單是“舉報革命黨”這個行為，就可能立刻招致對方腥的報復。府在利用完自己後，也極有可能過河拆橋，以“通匪未遂”或“知不報”等罪名置自己，以絕後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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