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逢冬季來臨，便是“半截紅”一家的難捱日子。就像俗語說的“下雨天打孩子——閒著也是閒著”，按照慣例，全公社的各生產隊長、副隊長、會計、保管員、記工員等基層幹部，都得去公社禮堂聽報告。講臺上，書記坐著舉起食指，語氣平和地宣講大寨經驗，臉卻紅得像剛啃了十個紅辣椒，不用講稿就能滔滔不絕講上一整天。
臺下兩三百號人把杉樹幹當板凳，圍著火堆烤屁。大夥兒烤完前心轉後背，像翻著面烤紅薯。書記口中的虎頭山下（大寨），是整齊劃一的漂亮住宅，有免費的集學校和兒園，拖拉機在人造平原上賓士，核桃林覆蓋山丘，鋼筋水泥築田坎，玉米棒長得有尺把長，糧倉裡堆滿糧食——這些現實與幻想織的場景，像極了現代傳銷的手法，過封閉培訓，給長期捱的人們大灌心靈湯。而書記那張通紅的臉，其實純屬生理原因：他子太壯，火旺，臉上冒出些芝麻大的紅疹，連片氾濫所致。
可現實終究靠質支撐，哪怕是神上的盛宴也不例外。公社開會的供暖，得靠各隊指派地富分子人家送炭來維持。於是，“半截紅”一家三口便得往十幾裡外的山林跑，去燒製地炭（用灌木燒的碎末狀炭）。
有一次打柴，春兒恰巧遇上了燒炭歸來的“半截紅”一家。三人臉上被煙火燻得漆黑，只剩眼白清晰可見。“半截紅”前掛著那隻軍用水壺，揹著妻子往山下走，孩子跟在一旁，爺倆一前一後，長一聲短一聲地呼喚著“仙”。
幹活的時候，春兒故意模仿“半截紅”那溫纏綿的腔調，把“仙”的呼喚當眾哼了出來。那甜又飄渺的聲音，聽得麻。婦們個個滿臉通紅，卻都不作聲，打心底裡不信，世上還有這般沒用的男人。
他就像個被忘在時代角落裡的小說人，這般不幸的境遇著實令人唏噓。
或許有人會覺得，隨著時間流逝、激消退，他終究會為當年的“無知”追悔莫及。但你若是這麼想，就太淺了。曾有人問他：“這輩子後悔不？要是沒娶地主兒，現在早當大了。”他蹲在門檻邊修理竹揹簍，銀牙在暮裡忽明忽暗：“後悔？當年在□□天雪地裡，看著戰友嚥氣時還攥著家裡的照片——咱現在能摟著媳婦睡熱鋪，了能聽見喊‘吃飯啦’，這不比當舒坦？”說著往裡塞了塊烤土豆，嚼得津津有味，“你們管這土豆，我偏‘馬鈴薯’，咋地？這名字聽著就洋氣，跟我媳婦一樣，帶勁兒！”那模樣，活一個人生贏家，哪來的“倒帶”。
他頭上纏著包布，滿臉皺褶刻滿了歲月的痕跡，頭髮像枯草般過早地花白了，比同齡人顯老許多。可他心裡知足得很，時常拿鄰隊同去朝鮮卻沒能活著回來的戰友作比，總覺得自己佔了天大的便宜，打心底裡珍惜眼下這平淡的小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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