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剛的違紀理在總隊部引起了不討論。有人私下說祁副隊長太不講面，“自己人都不護著”；也有人說這才是真正對隊伍負責，“嚴是，松是害”。這些話過各種渠道傳到祁同偉耳朵裡，他沒有回應。每天照常上班、開會、看卷宗，只是在食堂吃飯時，偶爾會注意到幾個年輕幹警看他的眼神變了——不是畏懼，是多了幾分自覺的收斂。
但有一件事，在秦剛事件之後一首在他心頭。
那是一個週三的傍晚，他加班到快八點，下樓去自售貨機買蘇打餅乾時，看見二支隊的老民警孫志國蹲在走廊盡頭的樓梯間裡，對著手機低聲說話。孫志國五十三了，在刑偵口乾了半輩子，頭髮白了大半，背有些駝。他一隻手撐著牆，另一隻手拿著手機在耳邊，聲音得很低，但樓梯間的迴音還是把他的話一字不地送到了祁同偉耳朵裡。
“……醫生說必須做支架，不抓做隨時有危險。總費用下來得十幾萬，醫保報一半，剩下的得自己出……我知道我知道，我再想想辦法。”他掛了電話，在黑暗裡蹲了很久，然後站起來，整了整警服，又挪著步子回了辦公室。
第二天一早，他讓政治調了一份總隊近三年的困難幹警補助申請記錄。翻開一看，記錄比他預想的要厚得多。老花鏡架在鼻樑上，一頁一頁翻過去——有家屬患重病拖垮全家的，有執行任務傷後長期服藥但報銷不力的，有輔警幹了七八年月工資還不到正式民警三分之一的。每一份申請都寫得很剋制，措辭恭敬，末尾千篇一律地寫著“請組織酌考慮”。
下午，他把政治主任老鄭進辦公室，讓他把近三年全省基層幹警的因公傷亡、重大疾病和特困家庭資料整理出來。“越詳細越好，不要簡報，要數字。”
老鄭有些意外：“祁副隊，你要這些資料做什麼？”
“我想個底——基層幹警的保障到底是個什麼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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