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蘇軾懷著對國家前途的擔憂給哲宗上了一道奏疏，通篇而論這是一份“教導”哲宗應該怎麼做皇帝的奏疏。
蘇軾在其中言道：“天下能否大治的關鍵在於言路是否通暢，天下大治則小民皆能自通，天下大則近臣亦不能自達。陛下登基以來只是和宰執大臣和言有過接，如今陛下既已親政當以廣開言路為先。陛下聖智絕人且正值春秋鼎盛之年，臣希陛下能夠在施政之前多聽多觀察以通事之利害以及群臣之正邪，等到三年之後陛下再行施政亦未晚矣，如此方能讓天下無恨且陛下亦無悔。臣此去定州戍邊恐難再與陛下通達，只是擔心眼下恐有急進好利之臣勸陛下立馬改國策，此事還陛下留神。”
總而言之，蘇軾希哲宗不要在這個剛剛親政的關頭輕舉妄，而是要繼續沿著高滔滔時期的國政方針來治理國家，尤其不能小人蠱改變法令，要不然恐天下民怨四起，而哲宗事後也會悔之莫及。最有意思的是，蘇軾給哲宗的這個冷靜觀察期所設定的時限是三年，也就是說在接下來的三年裡哲宗最好什麼也不做，而是像當年的秦惠文王那樣好好在宮中待著，直到自己想好了該怎麼治國再走出深宮開始按照自己的意志治理天下。
別的不說，蘇軾的這個法子與他的弟弟蘇轍提議用十年時間來清理冗可謂有異曲同工之妙。蘇轍是不想得罪數量龐大的中下層僚集團，所以不得不用這個笨辦法來為朝廷簡編制，蘇軾的三年之期則顯得更為愚笨。
如果哲宗真的要等三年才有所作，只怕那時候保守派早已打牢了政治基，改革派也就此再無東山再起的可能。退一萬步說，依照保守派這幫人的工作作風和生活守，如果再給他們三年的時間指不定他們會自我殘殺什麼樣子。相較而言，更關鍵的問題在於哲宗正值氣方剛之年，而且他已經被制了整整九年時間，你蘇軾要他三年之都不得妄，那哲宗就不是什麼青春期年，而是穩重的大叔。再者說，正如偉大領袖所言的那樣，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年過半百的領袖尚且在偉大夢想的面前無法自制，心正是激燃燒的哲宗又豈能耐得住寂寞？如此大好年華且邊再無人能夠掣肘於己，如果不抓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那麼哲宗無疑會覺得自己是在犯罪——浪費生命和浪費權力罪。
總之，蘇軾就這樣走了，而且從此以後就再也沒有回到京城。在他前腳出開封城後，首相呂大防也出京去為高滔滔修建山陵。呂大防前腳剛一離京，不久前才被他舉薦為禮部侍郎的楊畏便在他的背後打了他的黑槍。楊畏明知道呂大防反對哲宗恢復神宗新政，但他仍然上疏對哲宗說道：“神宗更法立制以垂萬世，乞賜講求，以繼述之道。”
要知道楊畏在眾人的心目中可是呂大防的爪牙，他先是被呂大防提拔為史，後來又被提拔為禮部侍郎，可以說呂大防就是他的伯樂，可他的這道奏疏明顯就是在公然背叛呂大防，其見風使舵的小人臉再一次地顯無。
哲宗倒是並沒有在意楊畏的醜陋臉，畢竟楊畏這時候是在為他搖旗吶喊。在獲得哲宗的召見後，楊畏全面倒向了神宗的新政，他不但贊同恢復熙寧新法，而且還對神宗所倚重的舊臣章惇、安燾、呂惠卿、鄧溫伯、李清臣等人逐一褒獎了一番，然後他建議哲宗應該立即將這些人召回京城予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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