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三年，他升廠長那天我搬空了家

一九八三年，陳煥生當上國營棉紡廠廠長那天，廠里??了兩頭豬慶賀。

他在台上發言，感謝了領導，感謝了師傅，感謝了幫他抄檔案的女技術員周敏。

唯獨沒有提我。

台下有人小聲問：“廠長嫂子呢？”

周敏笑盈盈替他擋了話：“姜姐身體不好，在家歇着呢。”

在家歇着？

我凌晨三點起來給他熬的慶功湯，被周敏端走時，她說是自己燉的。

我攢了八年的布票、肉票、工業券，全換成了他上夜校的學費、他應酬的好煙、他送領導的茅台。

我把縫紉機賣了給他買鋼筆，把腳踏車讓出來給他騎，把手錶當了給他湊出差的路費。

三轉一響，我一樣樣親手攢起來，又一樣樣為他拆碎。

這些，他全忘了。

但我記得清清楚楚。

那天晚上他喝醉了酒回來，襯衣領子上一道口紅印。他連藏都懶得藏。

他說：“姜禾，我現在是廠長了，你能不能學着點？別整天灰頭土臉的，出去丟我的人。”

我點了點頭。

第二天一早，我把家裡存摺上的三千二百塊錢全部取出來，揣上戶口本和我媽留給我的玉鐲子，領着六歲的女兒，搭上了南下深圳的火車。

他以為我去走親戚。

他不知道，我懷裡揣着的，是深圳蛇口工業區的招工通知書。

他更不知道，那是他隨手扔掉的——他說，一個女人跑去深圳，讓他臉往哪擱。

那封通知書，我從垃圾桶里撿起來，藏了整整三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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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了很久，他抬起頭，用袖子胡亂擦了一把臉。“念念……她不恨我？”“她小時候恨過。”我如實說，“後來長大了，就不恨了。她說，恨一個人太累。”他又沉默了。“禾禾。”“嗯。”“對不起。”這三個字，他欠了我十四年。我等這三個字，也等了十四年。但當它真正說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