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的盛夏，雷雨總是不期而至。這日午後，悶雷滾過紫城上空，豆大的雨點噼裡啪啦砸在文華殿的琉璃瓦上，激起一片茫茫水霧。殿卻因提前置了冰盆，尚算清涼。朱雄英端坐案後，手中並非尋常奏章，而是一份來自刑部、關於去歲全國重罪刑名執行的彙總詳錄。他看得很專注，眉心卻隨著翻閱的深，漸漸鎖。
詳錄中，除了斬、絞、流、徒、杖等常規刑罰，仍記錄著數十例“凌遲”、“梟示”乃至“剝皮實草”等極刑的執行。每一例後面，都附著簡要案：某地吏貪墨軍糧，某豪強謀反，某夥江洋大盜屢犯命案……罪行固然令人髮指，但那些描述行刑過程的冰冷文字，即便隔著紙面，也出一令人不適的腥與殘忍。
“凌遲，三千六百刀……”“梟首，傳示九邊……”“剝皮實草，立於衙署……”
朱雄英的目，在“三千六百刀”幾字上停留許久。他並非不知，皇祖父朱元璋以重典治世，用此等雷霆手段震懾宵小，有其特定的歷史背景和效。開國之初，天下未定，不用重錘，難碎頑石。那些酷烈的刑罰，確實曾讓無數貪汙吏、悍匪巨寇聞風喪膽，為大明初定立下過汗馬功勞。
然而，如今是洪武三十二年。北疆己定，海昇平，吏治經過整肅己見清明，新律頒佈，法治初。國家治理的重心，正逐漸從“破”轉向“立”，從“震懾”轉向“教化”，從“以殺止殺”轉向“以法止爭”。在此背景下，這些源自蒙元甚至更早時期、過於強調折磨與恐怖示眾的“苛刑”，是否仍有其必要？其帶來的威懾，與可能引發的民間忍恐懼、乃至有傷朝廷“仁德”形象相比，孰輕孰重？
他想起前世記憶中，關於刑罰文明演進的模糊印象，更想起自己推行新律、刻石明法的初衷——是建立一個清晰、公平、有度、能引導民眾向善而非單純恐懼的秩序。凌遲、車裂、剝皮等刑，其殘酷己遠超“懲戒”與“威懾”的範疇，近乎於一種公開的殺表演，與“明刑弼教”的古訓，與他要塑造的“仁威並施”的治國形象，己然格格不。
窗外雷聲漸歇，雨勢轉小，只餘淅淅瀝瀝的聲響。朱雄英合上詳錄，指尖無意識地在的案面上划，彷彿在勾勒某種界限。
數日後，常朝。奉天殿，因新律推行順利，百心大多不錯。然而，當朱雄英在議完幾樁常規政務後，緩緩提出“議刑”之題時，殿的氣氛驟然變得微妙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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